第118章 太子出阁(上)

隆庆四年，庚午马年。

这一年，世界变化不大也不小。

在东方，日本爆发了姊川之战，浅井，朝仓两家大败，再也无力与织田信长对抗，最后依次被织田信长所灭。

在西方，丹麦和瑞典结束了北方七年战争，双方缔结了《什切青和约，瑞典向丹麦付出巨额赔偿，用以赎回埃耳夫斯堡，它向北海扩展和争夺波罗的海霸权的企图也受到遏制。然而战争虽以丹麦取得优势而结束，可是它也已经没有能力恢复其在波罗的海的霸权。

在南方，因为大明开始试图放宽海禁，第一个开港的福建月港开始形成“海眼”效应，西属菲律宾开始了在原本历史上长达近两百年的白银净流出，流出地：中国。

而在大明本土，三月十五这一日，按照钦天监的推算，宜进学，忌婚嫁。

是日，太子朱翊钧正式出阁。

钦命知经筵事的建极殿大学士高拱和成国公朱希忠二人，一文一武，同样身着蟒袍，站在文华殿前左右首位。钦命同知经筵事的礼部右侍郎申时行，领着太子经筵日讲官陈经邦、沈鲤、许国、顾养谦、张位、陈于陛六位讲官各着官服，往后依次站定。

更漏细流数韶光，此时乃是卯时二刻，天色初亮，东方的天边翻起鱼肚白。

太子仪仗全副摆开，进入文华殿范围，太子朱翊钧身着冕服，身侧左边略靠后的位置站着一身青色官服的高务实。两人分先后一起上前，一齐参见诸位老师。

所不同的是，太子行揖礼，而高务实行拜礼。

太子行揖礼一次，高务实行拜礼三叩首。

而后，诸位老师在高拱和朱希忠的带领下回揖礼，躬身三次。

天地君亲师，君臣分际还是大于师徒分际。

而这个仪式的时间也并不是随意定下的，卯时又名日始、破晓，而京师三月的卯时二刻左右，正是天光乍亮之时，将太子出阁的仪式定在这一个时间点，有着“旭日初升”的深刻含义。

后世西方人喜欢讲究什么仪式感，而国内的一些“小资”也总觉得西方人的仪式感格外有逼格，殊不知这些东西早在自己的老祖宗辈就已经被玩得炉火纯青、出神入化。

譬如说在大明时期，漫说是太子出阁这种大礼的仪式，就算茶道这种日常生活的讲究，有明一朝就有“十三宜”和“七禁忌”，若论起仪式感，又是哪个西方国家的日常生活仪式赶得上的？

但事实上，高务实反而觉得大明的“仪式感”有些过头了——大明从开国起就有一大特点，那就是规矩奇多。从皇室开始，吃饭穿衣住房，样样都有规定，一不留神就犯法，而宫廷教育的规矩，更是分外严苛。

朱元璋出身穷人，自己没过多少，但显然他很明白“再穷不能穷教育”的道理，大明宫廷教育的规矩，基本都是他设立的。这其中又分为两个环节：一是对皇帝本人的日常教育，二是对太子的教育培养。

对皇帝本人的教育眼下无须赘述，反正越是大明后期的皇帝，在自身的学习上越发懈怠，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那还是用功的，这里单说对皇太子的教育。

与皇帝自身学习懈怠不同，皇帝作为太子的父亲，也有着普通父亲一般无二的“望子成龙”之心，所以历来太子的学习是被监督落实得最到位的{无风注：这里可能要去掉嘉靖……}，极少有放松的时候。

大明皇太子的教育培养制度，最早也是朱元璋制订下来的。早期的太子教育本前文已有所介绍，这里也不必再说，单说对后世影响较大的，却是朱元璋所创立的太子教育体制——设文华殿大学士辅导太子，下面有詹事府詹事，少詹事，春坊大学士，庶子，喻德，中允，赞善，洗马，校等官职。这些合在一起，构成了大明皇太子教育体制的雏形。

在大明正统年间之前，太子，其实并没有明确的礼仪，到正统年间的时候，太子出阁的礼仪也正式确立：太子首次出阁的当天早上，先由礼部，鸿胪寺执事官在文华殿后殿行四拜礼毕，鸿胪寺寺官为太子行礼，请太子到文华殿。这一天，皇帝要亲自出席，三师三少以及各官员按照次序向皇帝行叩拜礼，然后各官退出，内侍官引着太子在后殿就座，每天侍班侍讲官依次前来。

从此，太子的学习生活开始了，今日的礼仪，在这些上面承袭前制，没有差别。但今日太子出阁的礼仪，与之前还是略有改良或者说……加增。

那就是刚才的这一幕——太子参见老师。

虽然太子只是行了一个揖礼，而老师反而要回礼三次，可是要知道，在此之前可是没有这一说的。这个新的制度，并非高拱所定，反而是隆庆帝自己提出的改动。但高拱在与高务实的交流之中没有说皇帝为何要这样改，高务实自己私下估计，大概是隆庆觉得高拱本身是他的老师，现在又不辞劳苦，担负起了教育太子的重责，真真正正是“两朝帝师”，当得起这样的尊荣吧。

不过说起来，太子的老师之中，真正最辛苦的是侍讲官。他们在讲的时候，要讲得明白；太子出错了，要大胆纠正；太子不学习，更要敢于批评。以上任何一条没做到，按例都是不合格。

不过高务实知道，这个看似合理的原则，到了大明中后期，却越发漏洞明显，大明中后期的诸多帝王，在他们做太子时，无不充满着如旷课逃学、贪玩享乐等行为，精挑细选出来的老师，对这似乎也越发没招。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出阁的太子，说到底还是个孩子。

按照后世教育学的观点，孩子和成年人之间，往往容易出现代沟，师生之间差距越大，相互之间的代沟也有可能越深。放在太子的教育身上，主抓太子学习的老师，绝大多数的年纪，都在中年以上，甚至个别已经是老年人了，且早期教育多以学问精深，治学严格的老学究为主，和太子之间，基本不可能有什么共同语言，摊上个淘气的太子，叛逆更是一定会出现的。

外加到了大明中后期，宦官的权位日重，陪太子的，又主要就是伺候太子的宦官。放在逃课这类事上，那更和太子沆瀣一气。最典型的莫过于明武宗朱厚照做太子时，因他不爱学习，伺候他的宦官们，也就经常巧立名目，取消当日的讲课，甚至如期进行的讲课，也被他们找借口破坏，不是提前下课就是上课捣乱，正常的教育基本不能保证。帮朱厚照太子逃课出力最大的宦官，就是后来正德朝时一度权倾朝野的刘瑾……

其实文官们之中的有识之士早就看出这个问题，只是一直找不到什么好的办法解决，然而这次居然意外出现了皇帝“主动”要求找一个年纪与太子相仿的文臣子弟为太子伴，陪太子一道的事，大家心里虽然羡慕最终获得这个位置的高务实，但他们之所以此前就不怎么反对，除了“太子玩伴”事件的刺激之外，就在于他们本身也觉得，有一个年轻的文臣子弟陪在太子身边，可以对太子产生向好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