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寿一年（公元前2年），十二月，庚子，刘欣以侍中、驸马都尉董贤为大司马、卫将军，册曰：“建尔于公，以为汉辅！往悉尔心，匡正庶事，允执其中！”
是时，董贤年二十二，虽为三公，常给事中，领尚书，百官因贤奏事。以父卫尉恭不宜在卿位，徙为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
弟宽信代贤为驸马都尉，董氏亲属皆侍中、诸曹、奉朝请，宠在丁、傅之右矣……
大司马令领尚书的分量是极其厉害的。
汉朝初期，丞相为百官之首，权利很大，丞相这个之位最开始来源于秦朝，秦朝来源于春秋战国，先秦时期，各国的君主们便有肱骨之臣辅佐，那时候被称之为相国，并不用丞相这个封号。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嬴政统一华夏之后，在中央实行三公九卿制度。此时的相国被改为丞相，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手中握有很大的权利。
大汉许多制度都是借鉴和继承秦朝的，相国也是，跟随刘邦打天下的萧何、曹参都曾经做过相国。
但是到了汉惠帝在位时期，重新启用丞相这个称号，将丞相一分为二，分为左丞相与右丞相，《史记》中记载：“相国曹参薨，安国侯王陵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
丞相得到下面的人汇报，然后汇总多方面信息之后，把这事的情况和对策写成公文，草拟完，报入宫内。
到了宫中，由御使大夫寺进行核查，看看写的是否合法合理，然后再经尚书送交皇帝审批。
这个时期的尚书就是个完全跑腿的小卡米，仅仅是把公文呈上来的那么一个职位。
皇帝看到丞相的报告后进行审批，他要是对这方案觉得不行，就打回去重新拟，如果觉得行，就盖章审批通过回复给相府，丞相再跟着自己这报告去进行落实。
如果皇帝下达文书中涉及到要起草正式诏令的，就由御史大夫寺起草，再经尚书送皇帝审批，皇帝盖章通过后由尚书登记，再下达御史大夫发往全国……
所以，在大汉初期，一件事情具体咋干，由谁去干，干成啥样，多少钱全都是丞相的事……
但到了汉武帝这里就不行了，他推崇儒家思想，不再是无为而治，而是想要尽可能多地掌握大权，丞相过高的权利使得汉武帝开始感到威胁，便开始任用儒生为丞相，并削减丞相的权利。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汉武帝太想打仗了，满世界打仗，恨不得天天和匈奴干架。
边疆把匈奴的情况汇总来，然后丞相咔咔咔一顿分析，怎么打，从哪里打，出多少钱，写成奏报和对策给汉武帝禀报，他一看。
好家伙，就出这点人，不够呀，你这丞相是二百五，吃干饭的，方案也不行呀。
于是，大手一挥，得了，还是朕自己来，直接下诏。
“打，给朕往死里打，从定襄出兵……”
“卫青你拿着朕的虎符直接去调兵，然后随便打，自己发挥。”
“什么，钱不够了？丞相，你就不用做什么方案了，直接给朕去大司农那要来十个亿去给卫青送过去。”
“什么？马又不够了？丞相，你给朕去太仆那整来10万匹马，去给卫青，霍去病，刘瀚送过去。”
“什么，大司农说国库没有钱了？这样吧，丞相，你给朕去把盐铁收归国有，每地设一个大汉国企，各地年底给朕交四千万的利润。”
“都给朕好好干，朕给你们封侯，丑话说在前面，干不好就杀头，朕大发慈悲，不杀头也可以，交钱赎罪吧……”
这一套下来，丞相更像是跑腿的了。
而且，在元狩五年，汉武帝新设置了一个官职为“司直”，他的官方解释为：“掌佐丞相举不法。”
名义上是丞相的助手，实际则是监视丞相有没有徇私枉法的举动。
不仅如此，汉武帝还加重内朝的权力，尚书的职权开始不断变大也始于汉武帝。
不过，这个官职并非新增设，它原隶属于九卿之一的少府，主管文书，属内朝官。
武帝开启了以宦官出任尚书的先河，宣、元二帝继承了这个制度。这些人常伴皇帝左右，很受重用。
提高他的权力就是为了排挤丞相、御史大夫，将政事揽于尚书治下，有了皇帝这个靠山，尚书的权力越来越大。
到了后期，尚书令拥有极大的权力，可以对国家的政策和行政事务进行决策和管理。
他们可以制定政策和规章，决定官员的任免和晋升，管理国家的财政、军事和外交事务，以及管理国家的文化、教育和科技事务。
到了武帝的年代，相权原来手中的“干不干的建议权”，“怎么干的布置权”，”由谁干的建议权”被拿走了，只剩下了“拿图纸干事的实施权”和“干没干好的监督权”。
而尚书就获得了大部分这样的权力。
汉武帝还弄出了领尚书事”这个官职，由自己的亲信内朝官担任，可以是宦官，可以是大臣，他信任谁就让谁干。
丞相的决策权就大幅度削弱了，一般由所有内朝官讨论后，由“领尚书事”的内朝官向皇帝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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