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意义上来说，钟年说的并不准确，大明并非完全不收商税的，只是绝大多数的商品是免税的，比如说丝绸、布匹这一类的百姓生活用品都是不收税的的。
朱老板的初衷可以理解，为了让减轻百姓的生活压力，而且朱老板这一辈子做的事都可以总结为这一句话。
他是真的全心全意为了百姓在着想的。
但是问题在于，朱老板忽视了一个最严重的问题，那就是他不收税，得益的并不是百姓，而是商人！
老朱的想法应该是，我免你们商人的税，你们就把价格定的低点，这样你们也有钱赚，百姓也能收益，朝廷也没有损失，是三赢的局面。
然而老朱实在是有些低估了那些商人的胃口了。
英国经济评论家邓宁格在《工会与罢工》当中有这样一句话：
“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有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这段话，很适合用来评论明初的商人。
我才不管你老朱怎么想，那你不收税，我们就多赚点，想让我们主动降价？门都没有！
老朱为此曾动刀杀了很多人，但是没用，哪怕没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有百分之一百的利润，他们也敢冒着砍头的风险赚钱。
当然了，可有一点，他们也知道百姓是老朱的逆鳞，因此他们对外售卖的价格也一直维持在一个比较合理的范围内，百姓的生活压力并不大。
换而言之，他们赚的其实是朝廷的钱。
因为朝廷虽然轻视商人，但是在搭建平台和提供运输方面还是有所付出的，但是对于这些最重要的商品却不收税。
即便是对于其他物品，比如瓷器、茶叶、酒水这类物品，税收最多的时候也才三十税一。
什么概念啊？
就是几乎等于不收税！
南宋的商人要是听说有三十税一的商税，估计做梦都要笑醒！
举个最简单的的例子。
宋朝天禧年间的商税大概在五百五十万贯左右，而明朝宣德年间的商税大概在……三十二万贯？
这已经不能用天差地别来形容了，只能说朱元璋农民出身的局限性太大了。
朱元璋根本就不了解商人有多赚钱，甚至他曾对李善长说，就商人赚的那点钱，全收上来也没多少，不值一提。
同样的，朱棣对于这里面的弯弯绕也几乎一窍不通，朱高炽倒是明白一些，但是这位……
洪熙大帝在位二十年间，竟然不掌权？（永乐年间几乎一直都是朱高炽在监国），掌权一年，花了一半时间给朱棣擦屁股，给儿子铺路，为平定汉王之乱做准备。
另外半年时间还张罗着要还都南京。
然后，嘎，人没了。
那没办法呀，累死了能咋办嘛。本来体格子就差，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他全占了，还天天朝五晚十的，累不死才是怪事。
朱瞻基吧……咋说呢，他还是意识到了一点点的，但是这位也只是把商税略微提高了一点，二十五税一，并且将丝绸和布匹纳入了收税的行列。
要不然连那三十二万贯都没有！
朱棣并不知道这些，但是钟年当着他面说他和他爹行政有错误，他就不能忍！
“你倒是说说，为什么不收商税就是最大的错误了？”
钟年唇角微微上扬。
还是上钩了。
“不知道你家我郭兄回家之后有没有和你说起来关于市舶司的这个问题？”
朱棣点了点头，“当然说过，老夫还上了一道折子给圣上呢。”
钟年假装好奇地道，“你写的啥？”
“不告诉你！”朱棣把头一偏。
钟年也不拆穿他，继续道，“那么你应该明白了，这市舶司有多么赚钱，可要是我说，年税收二百万贯的市舶司在宋朝税收当中的占比连百分之二都不到呢？”
“你说什么！”朱棣勃然色变。
他就是再傻，也知道二百万贯不到百分之二是什么概念。
钟年摊了摊手，“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朝廷总收入约在一亿五千万两白银，那市舶司的收入不过二百万缗，可不就是连百分之二都不到嘛？”
朱棣听着这一个个数据，只感觉五雷轰顶，一亿五千万？
先别说一亿了，大明朝廷每年的收入连五千万贯都没有啊！
版图是人家的四倍差不多，收入连人家的零头都不到？
朱棣有些不死心地问道，“也许，那宋朝的农业比较发达，粮税比较多呢？”
但是其实他自己也知道这不可能，农业再发达，一共就那么点地，粮食税一亿两？
别说他不信，但凡有点脑子的人都不会信。
大明版图这么大，粮税每年也就三千万贯。
钟年直接就笑出了声来，“老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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