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4月15日 星期六
上午九点，《国际月刊》杂志社。
金汝成的办公室中，杂志社的主要骨干全都聚集在里面讨论星期天举办的答谢会相关事宜。
曹雨溪作为会议的发起人正站在办公室的中央向所有人介绍整个答谢会的流程。
金汝成和周冬凛坐在一起，金的手里拿着邀请的嘉宾名单和周窃窃私语：
“上海市市长傅筱庵、上海国民党党部书记长蔡洪田、上海国民党党部委员顾继武、上海国民党党部委员马啸天，国民政府上海社会局教育科科长蒋健白，周记者，你看这曹编辑搞得有模有样的，这些人都能请的到。”
“是啊，在这样的时局下能把这几个人请到一起确实不容易。”
曹雨溪此时已经介绍完答谢会的整个流程，大声的询问道：
“各位，明天的流程就是这样，哪位还有疑问？”
见没人提问，金汝成举起了手中的嘉宾名单：
“曹编辑，你这次的准备工作确实非常充分，没想到你竟然能请到这些贵宾，看来明天我们的这场答谢会在上海市一定能够引起轰动。”
“金主编，明天就有劳您做开场发言了。”
“好、好！”
“周记者，你看明天能不能让工部局的领导也出来露个脸撑个台面？”
“明天是星期天，洋人可公私分明的很，休息日要让他们出来可不容易，我尽量想想办法。”
“好的，那就有劳周记者了。”
（
中国古代并没有明确的短期休息制度。
鸦片战争后，西方人按照他们的习俗在星期天休息娱乐开始慢慢被国人接受。
1872年《申报》发表社论称：西洋各国的星期日休息制度于人生有益，中国应该仿行。
19世纪80年代，星期天休息制度开始在部分新式学堂实行。
1895年戊戌维新开始后，维新派创立的社会团体开始执行星期天聚会或者休息制度。
1902年清政府颁布章程在全国的中学和高等学堂实行星期天休息制度。
到1911年夏所有的清政府中央机构全部实行此项制度，民间及地方政府也开始逐渐推行。
星期计日体系传入中国后，官方称星期而民间常称礼拜，为了避免基督教影响中国，清政府规定正式场合下只能称“星期”不准称“礼拜”。
）
......
下午两点，周冬凛骑着车顺着南京路去马霍路（今黄陂北路）249弄156号的印度锡克教谒师所采访。
杂志社下一期开了一个新的主题是关于印度宗教的，而在上海的印度人主要是上海开埠时租界从印度招来的锡克人巡捕，也就是上海人俗称的红头阿三。
锡克教在上海总共有四处谒师所，分别在宝兴路、戈登路、马霍路和舟山路，为了搜集更多的素材，这四处谒师所自然是周冬凛的重点走访对象。
在路过国际大饭店（1954年更名为国际饭店）时，周冬凛在路边见到了一个有些熟悉的身影，他把车骑了过去。
“林太太？还真是您，我说看着好像在哪见过！”
“周先生，真巧啊。”
“这个是您家的小公子吧，上次去您家里拜访倒是没见着。”
“对，这是我的小儿子林思成，思成，叫叔叔。”
“叔叔好！”
“林太太您今天是带思成出来玩？”
“是，我看今天天气挺好的，便带他出来逛逛。”
周冬凛见赵婉芸手里提着一盒西点，好奇的问道：
“您也喜欢他家的糕点？”
“我对西点倒是没什么兴趣，是我家婉萍喜欢吃，尤其是蝴蝶酥，听说国际大饭店的蝴蝶酥是上海滩最有名的，我便想着带一盒给她尝尝，她那个样子不方便出门，给她带点她喜欢吃的也能让她的心情好些不要胡思乱想。”
（国际饭店1934年12月1日开业，开业之初便重金聘请外籍名厨制作蝴蝶酥，在民国时就已经是海派西点的代表作之一。）
“林太太有心了，婉萍小姐的口味倒是和我二姐很近，她以前也爱吃蝴蝶酥，不过现在成天嚷着减肥就不怎么碰了，我工作的杂志社离这倒不算远，要是婉萍小姐吃着觉得不错的话以后您就跟我说一声，我下班的时候从这弯一圈给你们捎过去。”
“您二姐，我应该没见过吧，我和少生正想着这几天上您家登门拜访，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方便。”
“我二姐脾气怪得很，不喜欢和人交际，您应该是没见过她。其实您和林先生不用在意的，我们家对这些礼数并不怎么看重，更何况家里每个人都各忙各的，我们自己想聚在一起都很困难。”
“这该有的礼数总该有的，您和您的大姐为了我家婉萍跑东跑西的，我们太过意不去了，周先生您看明天行吗?”
“明天我大姐应该在家，我有会议一天都在外面。”
“那下周日呢，或者说哪天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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