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主任笑了笑,说:“这事我们都听说过,你再说单位里的事情。”
申总调整坐姿,让自己放松一些。他想了想,说道:“去年我们部门新分配进来的一个女大学生,领导应该知道的。”
夏主任看着他点点头。
“是这样。刚好报道那天我有时间,所以是我陪着她去总务处领办公桌的。”申总喝一口水,继续说道。
可是选过来挑过去,这位大学生就是不能最后决定。
“不就是一张桌子吗?选个桌子和选嫁妆一样。”面对挑剔了一上午,还没选好桌椅的女大学生,申总当时就等得有些不耐烦了。
然而,女大学生接下来的回答却让他一下子陷入了沉思,“领导,这张桌子我可得用一辈子啊,当然得好好挑了”。
就是这样一句很平常的话,当时对我的触动非常之大。申总说起来这些,仍然记忆犹新。“难道也我要这样耗一辈子吗?安稳的“铁饭碗”真的就能满足我一辈子的“胃口”?
他说:“我自己刚进单位的时候有一个简单的愿望,就想当个头儿。我知道在庞大的公务员体系里,如果只是大单位里的小干部,是没法拍板的,所以那时候就想着以后能有机会拥有一个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做主角。”
“可就是这小姑娘的这一句话,就点醒了我。”申总回忆说,“我当时就想,得为自己活,通过自己的努力,为社会,也为个人创造点价值。”
“我不想做一辈子官吏,其实做到处长,哪怕是做到主任又怎样?”申总说道,“我不想那样生活,我需要挑战,想真正成为一个舞台的当家人,这才是我辞职的最大原因。”
二楼房间里就他们这一桌有客。
申总说完这些,一时间都沉默下来。
夏主任想了想,问:“申总你下海这半年多,就没有过自己有悔意的时候?”
王建浦自然听得出来夏主任话里的意思。
当时公务员下海创业,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很多事实证明,所谓的公务员下海创业,在相当程度上就是利用原单位的公权力、利用在原单位中积累的人脉来赚钱。
眼前的这位申总也不例外。他从单位出来,虽然说是去除了公务员的身份,但还是选择了机关大院的第三产业中创业,其实还至少算是在半个体制之内。
申总想了想,坦白说:“其实从单位离开之后,手里也有了一些人脉资源,这些都给自己现在的公司带来了很大的帮助。
不过,要说到辞职后的心理落差,其实还是很大的。在机关工作时,虽说是在做“服务”,但更多的时候,都是别人来找自己办事儿。而创业时,只能到处求人。他坦言道:“那个时候也会闪过一丝悔意,想自己为何要辞掉一个体面的工作来受气?甚至搞得来一点尊严也没有。”
夏主任又问:“为什么现在机关单位的工作人员都热衷于下海经商呢?”
老杨笑了笑,说:“我觉得,这还要源于现在“停薪留职”的这一优待政策。”
根据这一政策,行政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如果有意愿从事第二职业,原岗位岗位、编制、待遇保留,两到三年内如果创业不顺利,回原单位从事原来的工作,工资待遇、职务级别都不受影响,身份也不会发生任何变化。在这个后盾保障下,单位职工自可放手一搏,没有后顾之忧。
另外,同其它行业相比,行政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文化水平普遍较高,综合素质、认知能力、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也较强,这就为“下海经商”打下了基础。
再加上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许多行业都有计划经济的影子
,只要掌握了政策、消息,或者有优质的人脉资源、信息来源、经济渠道,都可以凭此致富。
就这样,有后盾保障,有文化知识和优质资源,下海经商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一股热潮,有人为之受益,成为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即使没有富起来的,继续回原单位工作,反正也不至没有饭碗。
现在社会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市场经济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很多行业都处于空白状态,做生意的成本也相对较低。所以敢下海的人,做生意很容易挣钱。老杨最后开玩笑,说道,“基本上是摆个地摊就能发财的时代。”
申总附和说:“我也觉得,是整体环境给了我们这一次机遇。现在市场经济刚开始起步,越来越多的机会摆在了我们的面前。”
夏主任不响。
他叹一口气,说:“是的啊,现在几乎每个机关单位都在办公司。在体制松绑的带动下,一场大规模的弃官从商浪潮正奔涌而来。去年不完全的数据,有超过十万的体制内官员和知识分子辞职创业。”
申总接过话头,说:“下海的人当中,除了像我这样的少数,更多人都是涌向了南方,尤其是现在唯一的省级经济特区——海南。”
夏主任马上问:“海南现在有多热?”
上周我刚从海南回来,现在那边可以说是“热得一塌糊涂”。申总回答说,老人家南方谈话后,在“要挣钱,到海南”的口号裹挟下,“十万人才下海南”的浪潮,更是将当地楼市推向了癫狂。海南房地产公司激增3倍,3万多平方公里的海岛上,密密麻麻挤着2万家房地产公司。
申总还举了一个例子。
88年,海南商品房平均价格为1350元平方米,91年为1400元平方米,去年猛涨至5000元平方米。短短4年,增长超过4倍。拿到手的土地,还没开发,半年后转手就是100%的利润。
老杨吃一惊,不禁问:“数字准确吗?”
“肯定准确的。”申总说道,“还有与海南隔海相望的广西北海市,房地产开发的火爆程度也毫不逊色。去年,这座原本只有10万人的小城冒出了1000多家房地产公司,全国各地驻扎在北海的炒家达50余万人。经过轮番倒手,政府几万元亩批出去的地能炒到100多万元亩,当地政府一年批出去的土地就达80平方公里。”
夏主任想了想,问:“你们还记得海南当初为什么要从广东划出来,单独建省,成立经济特区的吗?”
王建浦想了想,说道,88年,正值改革开放十周年之际,中国面临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问题。当时,国内已经建立了深圳、珠海、厦门和汕头四个经济特区,但这四个城市皆属于沿海城市经济体,成功的经验是否适用于广大农村地区。
因此,中央需要一块理想的试验田。88年的海南农村人口占比超过80%,工业产出水平低下,人均GDP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80%,甚至还有六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基本符合中央改革实验的各项条件,尤其是其所具有的独特地理条件。于是这年的8月23日,有“海角天涯”之称的海南岛从广东省脱离,成立中国第31个省级行政区。
申总说道,我也是去了海南才知道,海口这个原本人口不到23万、总面积不足30平方公里的海滨小城,不仅一跃成为我国最大经济特区的首府,现在也成为了全国各地淘金者的“理想国”。
夏主任沉思良久,轻声说道:“机会往往伴随着风险。我个人觉得,申总你接下来要格外当心,海南方面的投资你自己可要想想清楚了再投的。”
老杨点头,同意夏主任的看法。
申总笑了笑,说道:“领导说的在理。不过我还是想引用《人民日报》元旦致辞里的一句话:九十年代是我国人民为进入新世纪打好基础的关键年代。国内条件具备,国际形势有利,我们千万不可放过这个难得的历史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