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张居正便是意识到了这一点,提出了‘一条鞭法’的改革措施,这其中关于土改的内容便和摊丁入亩十分相像。
而这一条鞭法的改革,成效也十分显著,成功将大明国诈续了几十年,但可惜的是,张居正根本没有意识到他的新政得罪了多少人!
在地主阶级有意的经营下,当时的整个朝堂其实都已经被渗透,所以整个新政,在张居正去世后,便瞬间崩塌,人亡政息。
明神宗朱翊钧在大臣的教唆下,官荫赠谥削除了,儿子们的官职也褫夺了,辽王妃的一句“庶人金宝万计,悉入居正”唤醒了神宗骨子里小农的贪婪,不曾犯“谋反,叛逆,奸党”的张家也被查抄。
而现在,明朝初立,朱元璋有一直未曾放权,地主阶级根本没有渗透进朝堂之中,能得到一些消息,已经是实属不易,自然无法像是后世明朝末期那样,凝聚起力量对抗新政。
现在的地主阶级不像历史上那般强势,但毫无疑问,现在他们的胆子无疑更大,他们现在竟然想要造反!
当然,胆子虽有,却也只是嘴上说说,他们要是真有这个魄力,在元朝的时候他们就不该是地主,而该是门阀了。
所有人都想推举沈荣来主事,让他拿下个章程,是造反也好,贿赂也罢,反正是不能让摊丁入亩之策顺利的实施。
但是沈荣能有个什么办法,朝中有没有门路,自家里更是麻烦事一大堆,至于造反这个选项,他一开始就没有在脑子里存在过。
思来想去,无非还是老一套,开始到处在民间宣讲朱元璋麻木不仁,残暴昏用,想要用民意来给朱元璋施压。
这一幕,其实在历史上雍正施行摊丁入亩的时候也发生过。
清承明制,一直以来清政府收税的方式很大程度上,还是像明朝那样对百姓征收田赋和丁税也就是人头税,收人头税的时候,你家里有多少人,就按每个人多少钱乘以人数来交丁税,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都是缴纳一样的丁银。
富人和穷人缴纳一样的丁银,广大的贫民们明显负担更重,而富人却不会有什么感觉,小户人家,家财不丰,又因为人多地少,会逐渐付不起丁税,也就甘愿卖了土地去给地主当佃户,甚至被逼得卖田卖身、溺死婴童。
结果依然还是土地兼并,甚至于清朝时的土地兼并比明朝还要严重,明朝时至少撑到了后期方才如此,而清朝,早在康熙年间,土地都逐渐集中在了官僚手中,土地兼并问题开始变得严重起来,土地年年兼并,贫富日益不均,农民人口增长,但手中却没有土地,“一邑之中,有田者十一,无田者十九。”
于是到了雍正上位,立刻开始了“摊丁入亩”的改革,士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明朝没有坚持下来的政策, 在雍正这里,完整的实行了下去。
雍正帝一改往日按人头收税的旧法,改为按地收税,进行大规模检地运动,核田归税,将历代相沿的田赋、差役和丁银等项逐步合一,形成一切出于田赋,实现了真正的一条鞭法,并宣布“永不加赋”,这样就等于将流行两千多年的人头税废除了。
浙江《嘉兴府志》上评价说:“田亩起丁(摊丁入亩),田多则丁多,田少则丁少,计亩科算,无从欺隐,其利一,民间无包赔之苦,其利二,编审之年,照例造册,无须再加稽核,其利三;各完各田之丁,无不能上下其手,其利四。”
而摊丁入亩之策,初一施行,便成效显著,从雍正初年到末年,其财政增长了近十倍。
当然,雍正虽然将此法推行了下去,但同样也被所有士大夫群体所仇视,因此遭到了既得利益者们的一致抹黑和栽赃,导致雍正的名声非常不好。
雍正加在康麻子和乾隆之间,论功绩,可以说是这三人中最大的,但是在后世的评价,可能还比不上好大喜功到已经可以称之为昏庸乾隆。
这其中,当时清朝的士大夫群体可以说是居功甚伟。
而现在,无非是历史提前重演了一次罢了,地主们想要用民意裹挟朱元璋,让其摊丁入亩的政策无法顺利施行。
可结果,地主们却发现,往日里那些极为好蒙蔽和裹挟的百姓们,突然好像聪明了,无论他们说什么,如何鼓吹摊丁入亩不如人丁税,给朝廷缴税不如把田地投献给地主,他们必然善待佃户,百姓们依然不为所动。
到了这个时候,地主们才算是真正的慌了。
几番探查之下,那份早已风靡了整个江南直隶地区的报纸,悄然出现。
报纸经过这么久的发酵,早已不再是局限于应天一地,整个江南地区皆有贩卖,但是这其中自然也有盗版的功劳。
李泰也不甚在意,在不扩大印刷厂的情况下,供应应天府每周两期,一期二十万份的印刷量已经是极限。
而李泰有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扩大印刷厂,因此想要加强报纸的影响力,自然只能依托这些盗版商。
盗版的报纸印刷的质量堪忧,但胜在价格便宜,四五文钱便能买到一份,时效性也只比应天新刊印的要晚上一到两天。
因此百姓们自然乐得买上一份回家看看,而百姓们对报纸上的内容最感兴趣的虽然是连载的三国演义以及一些民间八卦趣闻,但是有关时政之类的消息,也是潜移默化的影响了他们。
这便是李泰想要做的,那就是启民智。
关于摊丁入亩的消息,报纸上同样有记载,而编写内容的柳清薇将这条政策, 浅显易懂的分析了一通,将实施利弊掰开了揉碎的写在了上面。
百姓们或许确实不同文采,但你总不能真将他们当成傻子。
一个明显有利于自己的政策,他们自然不会再像是以前那样轻易的因为一些蝇头小利便被这些黑心地主所蛊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