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制方面,蔡远裴的思想就是“重学而轻术”。
所谓“学”侧重基础理论学科,“术”则侧重应用学科。
自鸦片战争以来我们与列强屡战屡败,政府和文人都把原因归咎于洋枪洋炮不如别人,因此无论是公派留学亦或者自费留学,学生所选择的专业都是偏应用学科。
最具代表性的晚清三批庚子赔款留学学生中,大多数选择的都是土木、采矿、电机工程、造船工程等工科专业,目标就是归国便能立即投入生产建设活动。
当然,胡石这种选择政治和哲学的也是极少数。
久而久之,教育界就普遍形成了重视应用学科而忽视基础理论学科的学术思想。
蔡远裴的观点恰恰与主流相反,认为大学更加注重于纯粹学理研究的文科和理科,因此一上任就扩充这两科的力量,新聘请的教师也都是这些方面的。
甚至为了坚持他的教育改革,直接着手取缔工科、农科这两个最具应用价值的学科。
蔡远裴怔了一下,将手里的茶壶放下:“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但大多数学生从预科毕业后很少选择去做学问,选文科者甚少,选理科者少之又少,不取缔其它学科如何让学生抱定求学之宗旨?”
程诺摇头反驳:“蔡公您这是过于激进了,任何一门学科都不能以简单的兴废来处置,可以经过有计划的改良让学科变得更科学更完善。”
翻开改革计划书中的一页,程诺指着法学学科说道:“众多学科中,我看您对法学学科最为排斥,这其中存在着误解。”
“误解?我看未必!”蔡远裴想起这个就气得胡子直抖:“问问那些要从预科毕业升学的学生,他们最想要选择什么学科,恐怕大多数人选择的都是法学,为了升官发财无所不用其极,与求学初衷背道而驰,光阴虚度,学问毫无,这样的学科留着只会继续祸害学生,祸害整个社会!”
与其说是蔡远裴对北平大学法学的误解,倒不如说是法学教育的缺失和畸变让他失望。
当西式的法律教育被引入中国时,它就被社会各界认定为新的科举机制,成为选拔官吏的重要阶梯。
只学其表不看其实,导致法学教育的发展一步步偏离正轨,最后演变成学了法学,就好像一只脚就踏进了官场,这对官本位价值观为主的国人来说,吸引力可就太大了,名字叫法学,实际上是官学。
于是乎学生预科刚毕业,就挤破脑袋想往法学里面钻,即便成功入学,也都是忙着搞关系拉帮派,互相承诺苟富贵勿相忘,长此以往,法学的名声也就被败坏了。
面对这种情况,程诺讲着自己的观点:“蔡公,不可否认,法学学科变成这样确实有自身的原因,可罪魁祸首还在这个社会上,不能因为外因而断自己一臂,况且改革的手段千千万,不尝试就问斩于情于理都不合适。”
蔡远裴的情绪稍稍平复,问道:“你且说说看。”
喝口水润润嗓子,程诺拿来纸和笔,解释道:“如今北平大学的法学太过笼统,除了法律外还包括政治和经济,首先,我们在第一步就要把他们划分出来,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细分出法律、政治和经济三门学科。”
“其次,除了兼顾学科的使用价值外,还可以加入一些理论学科,如《西方法制史》、《中国法制史》、《逻辑学》等等。”
“最后,将法学本科三年学制调整为四年,加深学生们对法律理念的整体把握。三板斧下来,我相信四年以后,肯定能培养出一些具有法理精神的学生。”
等到程诺说完,刚想再喝口水,就看到蔡远裴突然起身,啪啪啪鼓了三下掌。
“致远,你的想法很有实践价值,我看法学学科改革完全可以按照你这个来。”
这幅高兴的样子让程诺吓了一跳,嘴里的茶水差点吐出来,哪有刚才义愤填膺的样子。
是了,总算明白了,蔡远裴本就是和蔼的性格,哪有那么容易动怒,就是为了将程诺的想法逼出来,使出来的激将法。
况且眼下政界、学界从事法学的人那么多,即便蔡远裴那么高的声望,取缔法学学科的压力也是不好受的。
不过话既然都说出来了,藏着掖着也没什么意思。
程诺哭笑不得的摇摇头,接着说:“蔡公,法学学科不能取缔,农科和工科也不能取缔,甚至您的观点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都有失偏颇。”
短时间里不可能连续使用同一个招数,这次蔡远裴看到自己的观点被驳斥也没有生气,笑眯眯道:“致远你别急,慢慢说,不行我再给你烧壶热水。”
程诺在心里叹了一口气,继续说道:“在我看来,大学除了要做学问外,更要关心系国计民生。而国计系于工科,民生系于民生。蔡公您可知道咱们现在身上的洋布、头上的灯泡、兜里的卷烟这些几乎都是洋人才能制造的,而这还只是生活中的一处剪影,因为处处受到洋人制约,我们国人辛苦挣来的钱最后全都进了他们的腰包。”
“工科并不只是意味着造枪造炮,还意味着发展工业、改善国人生活、增强国力,而这些都需要培养大量的工业人才,一味学术理论研究是换不来面包的。”
历史上北平大学将工科取消后,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才正式成立工学院。
而程诺除了可惜这段时间没有接着培养工科人才外,还想借北平大学的招牌发展自己的工业。
历史课本说民国动荡,民族工业借着列强忙于一战而快速发展,迎来短暂的春天。一战后列强卷土重来,民族工业陷入凋敝,直到解放后才得到新的发展。
可历史上真的是这样吗,学术界是有争议的。
根据华裔学者章长基的研究,1912年到1936年民族工业的增长速度高达9.4%,而且其增长速度并没有因为一战的结束而发生明显变化,直到七七事变前才迎来了自己的顶峰。
章长基的研究并非孤立,史学家吴承明的进一步研究后,发现1920年至1936年的国内工业资本较1913年增加了五倍,1911—1920年间,国营工业资本增长率是3.44%,1913—1920年间民营工业资本增长率则高达11.9%;1920—1936年间,国营工业资本增长率是10.64%,同期的民营工业资本增长率则继续保持在9.37%的高位。
这是什么概念呢,横向比较该时期的近代工业发展速度也并不输于其他西方国家,例如美国在1912—1937年间工业增长速度仅有2.6%,在其历史上发展最快的1874—1890年间,工业增长率也只有5.2%。英国1921—1937年间工业年增长率为2.2%,历史上发展最快的1851—1873年间增长率为3.3%。纵向比较,甚至高于解放后的某一段时期。
不能说民族工业发展很快,可也不能笼统的去说一战后就此沉沦吧。
除了增长速度快,民族工业的产品种类也越来越多,从一开始的仅限于枪炮重工业,发展到抗战前已经可以生产出复杂的重型装备,生活相关的轻工业产品也基本都能制造出来,甚至将洋人的产品逼出市场。
有书友可能会问了,你工业发展这么快,怎么没看到老百姓的生活得到改善?
那是我们国内的基本盘太大了,晚清都那么烂了,GDP还是世界第一。
单单数十年的工业发展不足以覆盖到国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还没来得及下沉市场,小日本就来了,就此才算真正沉沦。
在民国办工业,是具备可行性的。
因为处于乱世,仍有一群勤劳善良的国人在奋斗。
工科,它不能废!
PS:本章节可能会有些争议,为方便书友查看,我将参考文献列出来,欢迎大家讨论阅读。
[1]张仲礼.中国近代经济史论著选译[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
[2]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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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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