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一十七章 南昌府学大论战（中）

“这……这是因为圣贤道统，一以贯之！”杨易听阮元这样一说，才隐隐发觉，阮元学问之高深远在自己意料之上，或许他对于宋学之言亦自精通，可即便如此，还是硬着头皮说道：“孔圣之语，传于曾子，曾子之道传于子思，子思再传孟子，这便是朱子所言道统。由此可见，阐明道统，便需集四子之书，这《大学》是曾子之意而门人述之，《中庸》是子思论道之言，自然应该独立成书，与孔孟并立，以示道统相承了。”

“说的不错！圣人之言，曾子得其精要，既然如此，阐明曾子之语，便是发扬道统了，你可认同我这一句话？”阮元忽然问道。

“这……正是这个道理。”杨易不知其中详情，便随口应了阮元。

“好，那你看我这部书吧。”阮元一边说着，一边也从身旁取了一册书来，对杨易道：“杨易，这部书名字叫做《曾子十篇注释》，若是你不知《曾子》，我且为你言之。《大戴礼记》之中，本有《曾子》十篇，所载亦是曾子之言，我清楚道统之立，关键在于曾子，是以我曾耗数年心血，注《曾子》十篇于此，那你且说说，我为曾子之学加以宣扬，这……算不算发扬道统呢？”说着也将那部书展开了，让府学诸生看得清楚。

杨易虽是生员，可所知之书亦只《四书五经》，他知道《十三经》之名，可其它公羊、仪礼诸部便未能看过，这《曾子》十篇出于《大戴礼记》之事，他竟是全然不知，更不知阮元亦曾为此书作注。一时听了阮元解释，当即愣在原地，心想阮元之言，果然自成体系，言之不差，沉吟半晌，知道自己学问远不及阮元，只好答道：“这……大人确是承继道统之人，是……是在下才疏学浅了。”

阮元自然清楚，杨易第一个站出来和自己辩论，便多半不是其中主谋之人，只是受人蛊惑，一时误解了自己，便也示意他坐下。很快，又有一名生员站起来道：“阮大人，后学陶山，有一事却是相请阮大人解释清楚，杨兄方才说圣人之道，在于朱子《四书》，这大人已经承认了，这道统断绝，时隔千年而复振之事，大人也承认了。那大人岂不是已经承认了，这《十三经注疏》乃是不得道统之人所言所注？既然如此，大人刻这部书下来，却还有何用意？”

“陶生员，这朱子之功，我是从来不敢有半分否认的。只是有一件事，却也需要你先想一想，亚圣之下，儒学虽是失了道统，可千年相传，其间聪明才智者有之，皓首穷经者有之，即便他们不得道统，难道凭着千百年的心智积累，竟不能有一二裨益之语么？汉之董子、郑康成，唐之孔宪公、韩文公，自也是一时名士啊？另有一事，我说来你且试思，这许多作注作疏之人，或许确是如你所言，不得道统，可他们相距圣贤的时代，要比朱子更近啊，即便道统之事，一无所取，难道这音韵训诂之言，也都是一无所取吗？要知道，这文字之本义，只有越接近圣贤之人，方才越容易了解啊？”阮元当即答道。

“阮大人，后学王魁，有一事想请大人赐教！”眼看陶山面露犹豫之色，似乎觉得阮元之言也有道理，不想再与阮元辩论，又有一名学生站立而起，向阮元问道：“大人，后学听闻，大人对朱子所言静坐修身之道，从来多有议论，大人认为，这静坐修身不过禅宗小道，并非圣人之本意，可静坐修身之言，朱子从来说得清楚！大人却是为何，竟要于这静坐修身一事之上，与朱子有所龃龉呢？”

“王生员，既然你这样问了，那我另有个问题，也请你思考一下。”阮元丝毫不加犹豫，答道：“你既是生员，想来先贤经典自已熟读，你且回想一下，圣贤之言，有哪一句曾经提及修齐治平之事，是需要靠静坐修身来完成的？这静坐修身之语，从不见于三代古籍，可见成修齐治平之事，这静坐修身之事，有亦可，无亦可！朱子言静坐修身，这不失为一种养德之法，若是你以为不错，那自然可以奉行，但你再想想，你一个人的静坐修身，再怎么反躬自省，对于外人而言有何用处？既然对外人无用，那这修身之法，便只可称为‘德’，而不可称为‘仁’了，修仁德之业，可以通过静坐，却不能只依赖静坐啊。需数人之间，相与行仁恕之事，方才可称之为‘仁’！怎么样，我说得也有道理吧？”

“大人，后学黄凤，有一事向大人请教！”

“阮大人，在下吴子祥，有一事请大人言明！”

……

如此又有前后六人，相继向阮元问起汉宋之辩，阮元一一应答，以示自己推崇汉学，然根本与宋学无二。这些学生本来对《四书五经》之外的先秦经典便知之不多，听阮元这样一讲，便也渐渐清楚，阮元所言之法，更容易阐发圣贤之道，而阮元自始至终又没有一句诋毁朱子之语，学生之中，竟也渐渐沉寂了下来，其他二十余名学生各自沉默，竟是不愿再与阮元论辩了。

只是阮元却也清楚，那个真正图谋不轨之人，这时却还未出现。

“阮大人，后学从来听闻阮大人为政之余，不废学问，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啊。这南昌府前朝有王阳明，今日又有阮大人，果然是卧虎藏龙的宝地啊。”忽然，一个奇怪的声音传入了阮元耳中，言语看似从容谦敬，声音之中，却透着一股诡异之气，竟似出言之人表面谦恭，实则对阮元之学不屑一顾一般。阮元抬头看时，只见这时诸生之中，已站起了一人，神情从容，眼神却闪烁不定。这书生看着阮元已然注意到了自己，便又说道：“只是阮大人，后学仍有一事不明，请大人赐教，大人方才所言刊刻《十三经注疏》之语，后学听着，确有道理，可大人今日所刻，并非只有这四百一十六卷《十三经注疏》啊？后学听府学里的人说起，大人准备修书的刻版，是六百五十九卷之数，那请问大人，这多出来的二百四十三卷，大人竟要作为何用呢？”

只是阮元听着此人之言，更加不解之处，却是在于先前一句。

“卧虎藏龙……此人为何要用这样的词语称赞于我，看他的样子，不像是词不达意之人啊？卧虎藏龙……龙？难道……”

想到这里，阮元却仍是克制，便即答道：“这位生员，方才其他生员向我提问时，都说了自己姓名，可不知为何，你方才只提了问题，姓名还没说呢。也罢，这个问题我先与你解释一番便是，这六百多卷刻版，并非只有宋本《十三经注疏》一套，后二百卷，乃是我早年抚浙之时，与浙江学生幕友一并刊刻的《校勘记》，有经有校，这书方才全了，你却以为如何？”

“是吗，哈哈，看起来阮大人真是不畏世俗，不避流言之人啊？后学桐城方升，见过大人了。”这方升之语在阮元听来，仍是颇觉诡异，只觉得他并非真心与自己辩论，却是一直在用各种不当文词，在改变府学中的论道气氛。“阮大人，那后学可否这样理解，这套《十三经注疏》若是刻成了，日后流传下来的，并不是只有古圣前贤的十三部经典，与之一并传世的，可还有阮大人的校记啊。阮大人，这比附圣贤之术，您果然是得心应手啊。如此刻印古籍，只怕百年之后，大人这校记，也就可以与十三经并称，成为这千载流传的第十四经了吧？”

果然，方升此言一出，台下学生又开始纷纷议论起来。而阮元自然清楚，方升之意便是要造成错觉，使学生以为自己刻书并非为了圣贤之道，为了帮后世学人慎择善本，相反，自己刊刻古籍，只是为了沽名钓誉，借刻书之事妄求与古之先贤同辉罢了。

但即便如此，有了王鼎先前进言，阮元自也清楚府学中有如此作想之人，这次前来，也已然做好了准备，便即对方升答道：“方生员，桐城方氏，百年书香人家，倒是我阮元自惭形秽了。你这个问题问得不错，十三经是圣贤经典，既然我阮元之意在于广择善本，以彰显圣贤之道，那我何必将这校记一并刻上呢？可各位反过来想想，若是我等果然要寻得一部十三经善本，那这校记，本就是不可或缺之物啊？这经籍流变，各位或许尚不清楚，十三经最为高古之正本，不在书籍之上，而是在于西安府唐朝流传下来的《开成石经》。而刻本十三经，眼下可见最为精古者是南宋之人编刻。各位应当知道，南宋文人刻书，可是很难看到西安石经的啊？这十三经刻本与正本，自此南北殊途，却也可惜。直到国朝蒋衡写经，十三经正本之事方才被人重新提及。阮某不才，入仕之时便即得高宗皇帝授职，校勘开成古经，自然也清楚即便是宋人古本，犹有不足，而且阮某虽言此书刊刻，大端在于宋本，可之后的明本呢？确实，明本多有妄改古经之处，可明本也并非一无是处啊？既然如此，难道这宋本十三经，便果真是一字不可更易之善本了吗？不是！相反，为求善本，我等不当囿于古本，不当唯宋是尊，亦不当唯唐、唯明是尊，而是应该兼取众本之所长，遍观众本之所异，如此，方是‘博学而算’，方才合了先贤曾子之本意！是以我这次修书，以宋本为根本，却又兼之以唐之石经、明之汲古，便是日本国传入中土之足利本，有所长者，亦可取之！如此，则国朝自有国朝之善本，又何必唯宋是尊，唯明是从呢？”阮元所言“明之汲古”，指的乃是明末刻书大家毛晋所立汲古阁，其经史各本亦多有可称道之处，只是十三经一道，相较于彼时宋本，汲古阁本不免有些粗疏而已。这时台下诸生听着阮元之语，只觉阮元虽精于古事，然究其根本，乃是为今人所用，希望今人更进一步，以胜古人，自是精神振奋，先前对阮元的怀疑，也已经消去了大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