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说中是如何表达政治观的

1、根据“政者正也”谈谈“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理论表述

张开焱

在今天，要对传统政治论诗学进行指责自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80年代前后，理论界和批评界已对它进行了持续的批判和否定，无论从的角度还是理论的角度看，这种批判和否定都是必要的和有价值的。但也必须看到，当时人们对政治论诗学的批判和否定，主要是情感性和经验性的，还不具有多少理论的深度。更重要的是，人们在批判传统政治论诗学模式时，也基本拒绝了所有诗学的政治维度，否定了从政治角度解释和评价文学现象的任何可能性和价值。尽管这在当时乃至现在的历史语境中，都是可以理解和有特殊原因的，但不必讳言也有偏激和片面之处。

政治论诗学在今天已声名狼藉，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与政治就毫无关系，放眼几千年的中外文学史，我们将发现，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是一种无法割断也无须割断的关系。首先，政治是人类社会生活中覆盖面最大、最重要、最普通而恒久的现象，几乎每一个人的生活、命运、行为、心理构成、生存环境，都与政治直接或间接关联，都有政治的因素渗透其中。如果是一个对人类的生存状态和命运、对人类生活世界有强烈关怀的作家，就不可能不关注政治，他的创作也不可能不直接或间接涉及政治，并对特定政治现象作出自己的解释和评价。其次，中外文学史上许多著名作家作品都是有强烈政治意识、政治倾向、政治效果的，政治不仅没有使其贬值，反而是其创作的重要特征和价值的重要保证。又其次，就新时期的文学来说，一方面，理论界政治论诗学正受到质疑并被贬黜，而另一方面创作界从问题文学、到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再到文化小说的登场，都恰恰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和政治关怀，它们不仅在客观上迎合了当时社会政治走向的需要而因此受到政治家的赞许和读者的好评，而且作家们主观上大多有明确的政治立场和思想。评论界对这些文学现象的政治意义和效应的阐释与肯定更是不遗余力，他们的默契配合造就了一个辉煌的文学时代。即使是8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先锋派小说，尽管那些作家有意无意地在作品表层极力淡化政治意识，但在评论家眼里，其政治内涵和效应仍被极度发掘和放大，认为经历了语言之自觉、走向纯文学的先锋派小说家的创作中仍然隐含着政治意识。一方面在理论上激烈批判和否定政治论诗学，另一方面在评论具体文学现象时又有意无意地采用政治视角，这种矛盾是意味深长的。它至少说明要真正从文学创作、文学理论与批评中抹去政治维度，那是极其困难甚至不可能的事情。

而当代西方，在经历了本世纪上中叶以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为主线的否定文学社会内涵和政治意义的形式诗学发展之后，到中下叶，政治论诗学再度复兴。且不说像阿尔多诺、马尔库塞的美学思想明确表达了强烈的政治意识，弗·杰姆逊、伊格尔顿坚持从政治论角度来阐释和评价当代文化和文学现象，就是结构主义时期一些代表人物如托多罗夫，进入80年代后也大声疾呼要恢复文学与社会、道德、政治、真理的关联，并认为形式主义诗学对上述因素的忽视是致命的缺陷。而后现代时期的学人对文化和文学政治意义的重新注意已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对解构主义有重要影响的福科关于话语、权力、政治、意识形态关系的基本思想，新历史主义对文学、文化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意义的高度重视，大众文化理论对当代蓬勃兴起的大众文化现象的政治意义的深入揭示，萨伊德、斯皮瓦克等的后殖民文化批评关于当代文学和文化中西方文化帝国主义意识的渗透和控制问题，以及女权主义关于人类文学和文化中根深蒂固的男性对女性的压抑、歪曲、控制、统治问题，都在将政治视角作为解剖和评价人类文化及文学的重要视角。可以说，在现代主义尤其是后现代主义诸多思想家关于文化和文学的理论中，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政治意识的泛化，或者说是泛政治化倾向。西方文论在经历了远离政治的行程后重新回到对政治的关注，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这样说是否意味着我们要回到传统政治论诗学，重新让文学从属于政治，成为政治和政治斗争的工具?当然不是。重续诗学政治论维度的一个必要前提，恰恰是对传统政治论诗学进行反省和检讨，确定其得失，然后重新阐释和定位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传统政治论诗学最值得我们重视的思想是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一是从社会的经济活动角度来理解和阐释文学现象，从经济基础中去寻找文学活动的发生、展开和变化的最终根源；二是从阶级论角度定位和定义文学的政治内涵。这两个方面的思想尽管本身还有再探讨的余地，但在今天仍有一定的解释力量，它们可能成为政治论诗学发展的理论资源。像杰姆逊的文化解释理论，仍然将生产方式当作解释包括文学在内的社会一切文化现象的总体框架。这就意味着经济决定论和阶级论仍然有可能产生新的理论生长点或提供新的启示。这里关键在于理论工作者是否有过人的理论发现力、创造力和融通力。

传统政治论诗学的失误也是明显的：首先，它从(阶级和政党意义上的)政治论角度理解和解释人的全部存在和生活，将人的存在完全定位于政治的存在和政治的生活，从而抹杀了人类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其次，它从阶级论和政党论的角度定义政治，尽管抓住了政治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却不是全部，政治的含义远比阶级和政党丰富复杂；又其次，它只从政治的维度定位和定性文学，将政治性(意识形态性)看成文学固定不变的本质和惟一属性，从而堵塞了从多种维度理解文学的可能性；最后，传统政治论诗学在如上所说的几点基础上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定位于从属关系，即文学从属于(阶级和政党的)政治，是政治的工具，这即使不是完全的错误，至少是非常片面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肯定不能用从属论和工具论来全面正确地定位、描述和评价。

从属论和工具论已遭到持续批判和否定，现在被学界普遍接受的是平行论--政治属于社会实践层面，文学属于社会意识层面，它是审美的而非实践的，它们之间不是谁从属于谁的关系，而是平行的关系。在我看来，从属论和平行论都描述了文学与政治的某种可能关系，但都不是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全面、准确描述和定位；持从属论观点的人必须注意到，许多作家和作品及其他文学现象并不都能简单地认定从属于哪个阶级、政党或政治运动，也不能固定不变地从阶级、政党、政治运动的角度考量和评价它的意义与价值；持平行论的学人也须注意到，确实有许多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听命于某个阶级、政党或政治运动，用自己的创作为之服务；更重要的是，持从属论和平行论的人都必须注意到一种让他们头疼的现象：在文学史上，同一种文学现象在不同的语境中会有很不同的意义，在一种语境中它可能是有政治意义的，但在另一种语境中可能政治意义很单薄甚至完全没有；就政治意义而言，在一种语境中，它可能显现出这种政治意义，而在另一种语境中，它可能显现那种大不相同的政治意义；《红楼梦》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政治意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清代读者在其中看到了宫闱秘史，晚清革命家看到了排满，毛泽东看到了阶级斗争的历史，四人帮的御用文人看到了儒法斗争，而今天某些学者又从中看到了牌桌上的政治，可以肯定，只要《红楼梦》还流传下去，就还会有读者看出大不相同的政治意义。这意味着，文学的政治意义不是固定不变的东西，它是文学作品与独特的历史语境和特定解释体系的结合生成的，只要历史语境或解释体系改变，文学作品的政治意义就会相应改变，它是一种结构性生成物，一种在特定的结构关系中被赋予或解除的功能。用从属论和平行论都无法完满地解释这种结构性功能关系。从属论和平行论都是太过简单的理论，它们尽管彼此对立，但其运思方式并无区别，即它们都以本质论的认知方式来思考和谈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得出的结论也不可能不片面和僵板。

我认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最好用召唤-应答模式来表述，即它们既不是从属关系，也不是平行关系，而是在一种特定历史语境中双向互渗互动的功能性关系。所谓召唤-应答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对话关系。它们中的每一方都在向另一方发出召唤，并有意无意地要求对方作出应答。而对于一方的召唤，另一方也必定要作出应答，由此形成一种对话关系。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应答既可能是认同性的，也可能是对抗性的，还可能是偏离、逃避、漠视、超逸等等姿态；正如巴赫金对对话的界定：对话就是同意、反对、争论、驳斥。对话的前提是对对方存在独立性的确认，对话双方既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同时又是我是我、你是你的关系，这种关系，既不是从属论所可概括，又不是平行论所可表述的，它是一种双向互动互渗的关系。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就是这样一种召唤应答关系。文学的政治性，是在特定历史语境中文学对特定政治召唤的应答关系中生成的，或者说被赋予的功能，只要这种语境改变，这种功能就会改变或被取消。

从政治对文学的角度来看，一方面，政治作为统治关系是社会最重要、最广泛、最有影响、最具有覆盖性和渗透性的因素，总是要对包括文学在内的一切社会意识形式发出认同性召唤，将它们纳入自己的世界；另一方面，文学总要自觉不自觉地对政治的召唤以自己的方式作出应答，或者认同，或者抵制，或者逃逸，或者漠视，等等。

从文学对政治的角度看，文学也在对政治发出召唤；文学召唤的立足点是对政治的审美超越；文学有一个精神制高点，那就是熔铸了社会理想的审美理想。文学总是从审美理想的高度来观照政治和评判政治，因此，它不仅可能对某些政治生活、政治集团、制度、设施、观念和心理作出认同性判断，更可能对它作出否定性判断，即使这些政治构成因素从具体历史进程来看是必要和有进步意义的。文学对政治的召唤，是从熔铸了社会理想的审美理想的高度发出的召唤，这种召唤要求政治从对现实的肯定和自我的陶醉转向对自我的检讨、批判、否定和对理想的追求。对文学的这种召唤，政治也要直接或间接地作出应答，这种应答自然可以是认同性的，但也可以是对抗性的，否定性的，也可以漠视无睹。不管怎样的反应，都是一种应答行为，因此，都与文学在客观上发生了某种联系。

因此，文学与政治是在一种双向召唤-应答关系中互动互渗的。在确认这一点的前提下，我们要特别强调政治对文学的主导性召唤地位和作用。这是因为，政治就其对人类社会的覆盖面、影响力、渗透力和重要性而言，是文学远远无法与之相比的。政治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必定会运用一切可以运用的方式和手段，文学自然也可能成为这种手段。只不过文学活动者可能意识到，也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罢了。在政治的先在性召唤下，文学的任何应答都具有政治性或泛政治色彩；因为，政治作为召唤者，既预定了其认同者，也预定了其反对者，还预定了其疏离者、逃逸者以及无动于衷者。对政治召唤的任何应答都在政治的预定之中，都被赋予了政治性或泛政治性。

孔子“仁”学对后世文化及文论的影响

孔子的思想，博大精深。就其思想结构看，“仁”是其核心。“仁”作为伦理思想，涵盖了一切善良的品德和行为。《论语》中孔子提出的有关道德的论述，“仁”始终是“一以贯之”的主德或全德。它对后世文化和文论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仁”学的内涵

一部论语，对“仁”有许多解释，或者说“克己复礼为仁”(《颜渊》)，或者说“仁者先难而后者(《雍也》)，或者说能行王者(恭，宽，信，敏，惠)于天下为仁”(《阳货》),或者说“爱人”就是“仁”。(《颜渊》)究竟“仁”之内涵是什么？我认为从孔子对曾参的一段话可以知道“仁”的真谛。《论语》里“仁”篇有这样一段话：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孔子为何把“忠恕”二字作为一以贯之的思想？郭沫若先生曾经作过解释。他说：“孔子曾说‘吾道一以贯之’，但他自己不曾说出所谓‘一’究竟是什么。曾子给他解释为‘忠恕’，是不是孔子本意，无从判断。但照比较一些可信的言论来看，所谓‘一’就是‘仁’了，不过把‘忠恕’作为‘仁’的内涵也是可以说的过去的。……这种由内及外，由己到人的人道主义的过程，应该说孔子所操持着的一贯之道。”

孔子自己曾给“忠恕”下过定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这里说，自己所不愿意的任何东西，也不要强加在别人身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也就是说，自己要站得住，同时也要使别人站得住；自己要行得通，同时也要别人行得通。“恕”也包含着“宽恕”、“容人”之意。后来的《大学》和《中庸》，对孔子的宽恕之道作了详细的解释和发挥。《中庸》的“诚明”之道也就是“忠”之道；《大学》的“洁矩之道”也就是“恕”道。然而孔子的“仁”并不是他所认为的最高境界。“圣”才是，“圣”的目标是：“博施于人而能济众”(《雍也》)“修己以安百姓。”(《宪问》)孔子认为这不仅是“仁人”，而简直是“圣人”，因而孔子从不轻易以此许人。

先秦诸子讲求“内圣外王之道”，内在的修养就能达到“以心所欲，不逾矩”。外在的方面就能达到“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博施济众，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如此能达到孔子伦理思想最高目标——“仁”与“圣”的境界。

孔子的“忠恕”思想，作为道德规范构成了“仁”的主要内容，是“爱人”观念的升华，同时作为对人们行为施以控制的手段，即为仁之方，则成为人们进行道德修养，培植高尚情操的有效手段。在现在社会，“忠恕”精神的培养和“忠恕”行为的运作，都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正是从仁者“爱人”出发，孔子提出了“博施于人而能济众”的主张，即提倡爱民，养民，富民，教民，安民，以便于统治者从道德力量对劳动者实行精神上的统治，并依据一定的道德规则和规范来调整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间的关系。“忠恕”不仅是“仁”的主要内容，而且也是为仁之方而推行的仁德的方法。

二、“仁”学对文化的影响

孔子的“德治”，“仁政”的政治观点具有现实意义。“政者正也。子章以正，熟敢不正？”“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级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更需要率先遵纪守法，我们党提倡的“以法治国”,“以德治国”的治国方略，提出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主张，无不源于“天下为公”，“得民心者昌，逆民心者亡”。

孔子重道德教化的作用，有利于建设一个和谐、宁静、安详的社会——“大国社会”。他说“道之以政，养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我们国家的内政、外交政策用稳定压倒一切。他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我们国家在处理“南斯拉夫问题”,“中美关系问题”，特别是近期的“中日关系问题”，都理性的化干戈为玉帛，以和为贵，只有一个目的：建设一个稳定，昌盛，和谐的中国。孔子主张施用道德教化建立一个“大国社会”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和平统一。

三、“仁”学对后世文论的影响

孔子建立在“仁”学基础上的文化理论，儒家学说则体现出“以文教化”之文化内涵，同是对中国古代文论产生了巨大影响。孔子说：“有德者必有言”的文德观，认为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宏深的器识是从事文学创作的前提。孔子的“用诗”论经过嬗变而形成的文学观,包括鉴赏观，对后世文学创作与鉴赏，以及中国的民族审美心理，思维方式，思想性格等影响深远。孔子在《阳货》中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近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话中的“以”和“事”即明示着系言诗的作用。诗要产生作用，必然要通过受众来实现，诗歌的创作用比兴的方法创造出生动感人而又包含某种普遍性道理的艺术形象，使读者兴奋激动，又从诗中受到影响和教育。

孔子对解诗的文论“比德”说具有巨大影响。子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雍也》)从山水各具的形态上，找到了人主体意识的相似点，并山水视为主体意识的外化形态。孔子将“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调也”，“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都是将客体比作人之主观之德。儒家从政治，伦理出发，把思维导向社会的治理，人格的培养，外物成为内物的参照系，后世解诗而求寄托，其源盖出于此。近代吴瞿安说：“所寄托者，盖借物言志，以抒其忠爱绸缪之旨，三百篇之比兴，《离骚》之香草美人，皆此意也。”

“诗可以怨”是孔子思想文论的一个主要命题，他不仅是对古代献诗讽谏传统的总结，而且以文学作品干预现实，批判社会的文化传统，从而揭示出文学社会作用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规律。从司马迁“发愤著书”到刘勰的“蚌病成珠”，从韩愈的“不平则鸣”到欧阳修的“穷而后工”，从李贽、金圣叹的水浒评点到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几千年的中国文论史无不受到孔子这一文论思想的深刻影响。

孔子的文学思想强调：文学的创作在内容和形式上达到完美的统一，即“尽善”、“尽美”。《雍也》云：“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指君子人格的内在品质―文学作品的内容重在“仁”、“德”，“质”指君子人格的外在仪表。文学作品的表达方式巧在“文采”。子曰：“绘事后素”，“辞达而已矣”。文学创作后有好的内容，然后强调言辞。即使内容和形式“尽善”，“尽美”。《周易》中“言有物”，“言有序”说，《左传》中“三不朽”说，孔子的文质并重思想，正是其道德观在文学领域中的具体体现。

孔子的文学思想对文学批评的标准尺度提出了“思无邪”说。孔子在评《诗经》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所谓“思无邪”，即“归于正”，指诗的内容符合孔子“仁”学要求。即符合儒家的政治思想、伦理道德和审美标准。再者，诗的情感艺术表达符合“中和”之美。在此基础上，孔子提出了“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标准，即好的文学作品在情感表达上应该适度，有节制。无不过之而不及。汉代班固《离骚序》引刘安《离骚传序》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我们可从中领略“中和”之美。

由此可见，孔子的“仁”学伦理思想对后世文学、文论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李建中编《古代文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2.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4年。

3.唐满先译注《论语今译》，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

4.李愚编注《孔子论人生》，新华出版社，2003年。

5.何新《孔子论人生》，时事出版社，2003年。

6.钟肇鹏著《孔子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范司永，湖北襄樊学院外语系教师

2、白鹿原是怎么样一部小说？作者要表达什么？

一、《白鹿原》是一部现实主义巨著。

但它的现实主义又不同于以前的革命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强调政治观念，要求比生活更为集中、更为突出地反映所谓“生活本质”，在人物塑造上有类型化和两极化倾向。这样往往偏离生活的常态，从而陷入政治图解式的叙述。而《白鹿原》力图展示生活原生态，揭示出纷繁社会中的文化属性与文化规律，它通过设置大量看似偶然的事件，把具体的人物命运和宏大的历史进程连结起来，从而使历史呈现出某种浑沌的状态，具有了生命的灵气。

在具体的创作中，陈忠实大量借鉴了潜意识、非理性、魔幻、死亡意识、性本能等现代主义手法，从而使情节愈显曲折，突出了人物命运的不可臆测。尤其是魔幻手法，在中国传统农村的直观思维中也可以找到根源，农村中那种融主观和客观、生与死于一体的原始宗教的二元论世界观，恰恰是魔幻思想的温床。陈忠实正是通过这种魔幻描写，模糊了生者与死者、冥界与人间的界壁，在人与鬼的冲突中来展示人性深处的东西，揭示人性的悲剧、人生的苦难。同时，这种手法还给所叙述的历史带来一种不可预知的神秘性，给读者以心灵上的震撼：仿佛冥冥中有一只巨大的手掌握着人物的命运和历史的发展。

但是，《白鹿原》的现实主义又不同于曾流行一时的“新写实主义”。“新写实主义”强调“零度写作”，“纯粹客观地对生活本态进行还原”，展现现实的“原生态”，将“原色原汁原味”和盘托出，达到了“毛茸茸”的程度（见王干《近期小说的后现实主义倾向》）。

二、《白鹿原》虽然没去图解历史，注重原生态的生活和细节真实，但它并不是纯粹客观地还原生活，而是力图通过各种势力在原上的冲突和发展，揭示出传统文化的命运走向。

陈忠实也并没有坚持“零度情感”，而是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出路做了深刻的思考。

3、鲁迅小说范式及其对当代的意义

内容提要我将80多年的鲁迅小说研究史概括为四种范式:政治革命范式、思想革命范式、主体意识范式、形式意义范式。从中国社会政治革命的角度观察和分析鲁迅小说的政治意义,在相当长时间里成了鲁迅小说研究的最主要范式,鲁迅小说获得的前所未有的高度评价和遭受到的最激烈的否定,都源于这种范式,这种范式极易在政治狂热中使鲁迅小说研究坠入非学理的偏颇;思想革命范式不以中国政治革命的实践经验和理论认识的既成结论来说明鲁迅小说的思想意义,而以鲁迅当时的实际思想追求为依据来发掘鲁迅小说的思想风貌;主体意识范式认为鲁迅小说不仅是中国近现代社会这一外部世界情境的认识论映象,而且也是鲁迅这一具体个体心理过程的总和或全部精神史的表现,鲁迅的小说深刻地表现了一个杰出知识分子对于过渡时代的中国的全部复杂性的精神承担;对鲁迅小说形式的研究,一直伴随着鲁迅研究史,但在成果形式上看多与前三种研究范式扭结在一起,缺乏系统性和独立性,说其为形式意义范式还比较勉强,尤其是受我们文学传统中重内容轻形式的文学观念的制约,对鲁迅小说的形式研究还很不充分。

关键词鲁迅研究小说政治革命范式思想革命范式主体意识范式形式意义范式

鲁迅小说研究，如果从1913年《小说月报》发表鲁迅的第一篇小说《怀旧》时所附的编者评点及“附志”算起，至今已有80多年的历史。在这不算短的研究史中，一代又一代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对鲁迅小说进行了全面、深入、细致的研究，论著资料真可谓汗牛充栋。纵观这些异彩纷呈的论著资料，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鲁迅小说研究史是20世纪中国学术研究史的缩影。

新世纪的脚步越来越近,清理反省学术研究的世纪历程，成了世纪之交各学科领域的重要课题。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科开展得最充分的研究对象，而鲁迅小说研究又是鲁迅研究中成果最为丰硕的。因此，对鲁迅小说研究的历史，作一种鸟瞰式的疏理，不仅对总结和推动鲁迅研究大有裨益，而且对总结现代文学研究乃至本世纪的学术研究均有借鉴意义。当然，这种疏理工作由于对象本身成果卓著、橡绝资料浩繁，具体操作时研究者又会凭着各自的眼光，采取不同的方法。我的方法是，将鲁迅小说研究史概括为四种范式：政治革命范式、思想革命范式、猛如耐主体意识范式、形式意义范式。我认为，80多年的鲁迅小说研究史形成了以上四种研究范式。这四种范式并不是以时间进程历时地纵向跃进的，我的概括既有对历史的纵向把握，也有基于逻辑归纳的横向透视。

一

从中国社会政治革命的角度观察和分析鲁迅小说的政治意义，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成了鲁迅小说研究的最主要范式。这种研究范式在50—70年代甚至在整个研究界具有排他性的独尊的垄断地位。这种现象当然并非鲁迅研究所独有，在政治成了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的时代语境中，社会科学研究的各枝春个领域都不可避免地赶风潮似地将研究触角伸向政治，这是后人清理本世纪文化遗产时首先要遇到的触目惊心的奇观之一。由于鲁迅在中国文化领域和政治生活中的特殊地位，用政治观念生搬硬套鲁迅小说，对其作穿凿附会地互证，更是成为奇观中的奇观。《狂人日记》是“五。四”革命青年的战斗宣言书，《祝福》是旧社会套在妇女脖子上的“四大绳索”的控诉书，《一件小事》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面向工农的忏悔录，《铸剑》是讨还血债的复仇精神的颂歌，《药》是辛亥革命失败的挽歌……诸如此类的对鲁迅小说下政治口号式的断语，成为一时风尚。给鲁迅小说中的人物定阶级成份也成了研究者的任务。那个一无所有而又爱嚷嚷“老子以前比你阔多了”的阿Q，到底是破落地主还是贫雇农，曾让一批专家学者争论得不亦乐乎，甚至那个爱贪小便宜的“豆腐西施”杨二嫂是凭姿色还是靠双手养活自己，也就是说，她到底是不是一个真正的手工业生产者也让研究者费尽了心思。至于把鲁迅的小说作为具体政治事件的佐证，从作品中寻找所谓的“微言大义”，诸如对《药》结尾处的乌鸦的象征意义的奇奇怪怪的猜测，都曾经是构成鲁迅小说研究繁荣景象的独特风景。

回顾鲁迅小说研究史，我们发现这样一个颇有意味的现象：政治革命研究范式使鲁迅的小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评价，而鲁迅小说所遭受到的最激烈的否定，也源于政治革命研究范式。

二十年代后期“革命文学”论争伊始，鲁迅就成了创造社、太阳社的斗士们的靶子。他们攻击鲁迅最主要的理由是，鲁迅的小说没有他们所需要的先进的革命的政治意义。这些置身革命漩涡中的激进的文学青年对政治意义的理解是那么急功近利，没有直接描写风口浪尖上的政治斗争的鲁迅小说，被认为在“追悼没落的封建情绪”。①郭沫若干脆喊口号式地宣布鲁迅是一个“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是“二重的反革命人物”。②钱杏屯阝对鲁迅小说的“理直气壮”的批判更一览无遗地表露出政治狂热，“这个狂风暴雨的时代，只有具有狂风暴雨的革命精神的作家才能表现出来，只有忠实诚恳情绪在全身燃烧，对于政治有亲切的认识，自己站在革命的前线的作家才能表现出来！《阿Q正传》的技巧是力不能及了！阿Q时代是早已死去了！”③基至鲁迅小说的表现上的含蓄从容在他们看来也成了“矜持着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④，并给鲁迅小说加上“以‘趣味’为护符，蒙蔽一切社会恶”，“以‘趣味为鸦片，麻醉青年’”⑤等等火药味十足的罪名。

风云变幻的革命年代，即使最需要理性和规范的学术研究，其转向之快也往往超乎常规，以“革命”和政治名义否定鲁迅及其小说的狂风很快就过境了。随着鲁迅参加了“左联”这个带有鲜明政治色彩的文学困体，以及他的骤然早逝引发的全国性悼念活动的强大舆论造势，鲁迅在革命青年中的威望迅速提高。当年的“倒鲁”健将郭沫若惊呼鲁迅的病逝使中国文坛失坠了“宏朗的大星”，称“鲁迅先生是中国民族近代的一个杰作”，⑥成仿吾则称鲁迅“达到了这一时代的政治认识的最高水平”，“超过了中国的国界，超过了无数的资产阶级作家，进到了全世界极少数的前进作家的地位”。⑦于是，从政治的角度肯定鲁迅及其小说，遂又成为研究界趋之若鹜的动向。而政治领袖毛泽东的鲁迅观，对这种转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毛泽东在鲁迅逝世一周年纪念大会的讲演中，称鲁迅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是新中国的圣人”。⑧1940年，毛泽东又指出，“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⑨。毛泽东对鲁迅的极力推崇，奠定了此后中国鲁迅研究的总体基调。作为政治领袖的毛泽东，对鲁迅所作的无与伦比的崇高评价，并不是对鲁迅的作品作了具体分析后提出的，更多的缘于对鲁迅的人格力量的景仰和钦佩。而作家的存在价值毕竟离不开他的作品，于是，在学术为政治服务的时代风潮中，从作品中概括出政治意义以印证领袖的英明论断，就自然成了鲁迅研究界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这也就决定了四十年代以降的鲁迅研究，逐渐从百家争鸣的局面归聚到毛泽东的鲁迅观下。在鲁迅小说研究方面，表现为以毛泽东的有关政治革命论述为指针，挖掘鲁迅小说的深刻的政治意义，论证鲁迅小说与中国民主主义政治革命斗争的内在有机联系。这样，对鲁迅小说所作的具体分析，与毛泽东的有关论断之间，往往有着清晰的逻辑对应。

毛泽东说“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也是鲁迅注意的中心问题。鲁迅的小说通过刻画闰土、阿Q、祥林嫂等农民形象，表明农民已经无法生活下去，环境已迫使被压迫的农民走到绝境，他们如果不奋起抗争投身革命，就毫无出路。据此可以说，鲁迅小说对农民苦难处境的揭示，实质上是成功地描写了中国革命的前夜。要改变闰土们的命运，就要爆发革命，而鲁迅小说不只描写了革命的前夜，还直接写到了革命——《药》、《阿Q正传》写的就是辛亥革命。革命的主力军农民和革命的领导者觉醒的知识分子都有着自身的弱点，鲁迅的小说恰恰既写了农民的麻木和愚昧，又写出了知识分子的脱离群众和软弱消沉。按照这样的逻辑推断，鲁迅小说揭示了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农民的被压迫地位是必然走向革命化的，他们是中国革命在农村里真正的动力，但对现实没有坚定的认识的觉醒的知识分子还不能充分发挥出本身也有着弱点的农民的革命积极性，一种更坚强有力的领导力量即无产阶级必然走上革命舞台。堪称政治革命研究范式经典之作的陈涌的《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⑩一文，就系统地阐发了以上观点。在陈涌看来，除了中国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之外，差不多所有我国民主革命的重大问题都在鲁迅小说的艺术画卷里得到了形象的表现。让研究者们欣喜若狂的是，鲁迅小说所揭示的政治观点与领袖的英明论断完全吻合。为了全面地论证这种惊人的“吻合”不少研究者不惜一厢情愿地将两者修正榫接得“天衣无缝”。比如农民问题，鲁迅和毛泽东都确实相当关注，但前者更多地关注农民的负面，后者更多地关注农民的正面，于是研究者就通过巧妙地拔高鲁迅小说中的农民形象，以谋求自以为是的一致。临死还沉沦在精神胜利法泥淖里的阿Q，为了取悦围观的看客说了一句“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竟被解释为意识到“追求翻身解放的穷苦农民，一定会前仆后继，奋斗不止的”。无知的祥林嫂询问人死之后有否灵魂，被说成是“祥林嫂的倔强的性格的最后闪光。这闪光有力地表示了封建宗法统治，已经在这善良受害的劳动妇女的思想里开始动摇，丧失了它的‘神圣’的威力”。更有甚者，称祥林嫂“在临死以前，对于旧的统治秩序，提出了具有重大意义的怀疑和否定”。诸如比类的奇谈怪论并非个别现象，这表明政治革命研究范式已在政治狂热中使鲁迅小说研究走向了一种非学理的偏颇。

这种偏颇自八十年代以来，逐渐得到鲁迅研究界的匡正。但是，在部分老一代鲁迅研究者中，思维习惯已成定势，把鲁迅小说框定在政治革命的模子里解读，并以无可置疑的权威口吻排斥其它研究范式，这种现象在八十、九十年代仍有不小影响。时至1991年，陈涌、黄源两位老同志在纪念鲁迅110周年诞辰学术讨论会的书面发言中，（11），仍信誓旦旦地坚称“在目前更重要的是防右”，坚定不移地维护他们所认定的鲁迅研究的政治方向。

二

将鲁迅小说与中国思想革命结合起来考察，这种研究范式滥觞于“五·四”时期。鲁迅在文坛亮相伊始发表的《狂人日记》等小说体现出的激烈反传统态度，在“五。四”这样的思想革命的呼声响彻云霄的特殊时期，尤其具有振聋发聩的警醒作用。读者敏锐地捕捉到了鲁迅小说中先声夺人的思想锋芒，并及时地作出了反响。傅斯年在1919年4月读罢《狂人日记》，激动分万地写道：

“狂人，狂人！耶稣、苏格拉底在古代，托尔斯泰、尼采在近代，世人何尝不称他做狂人呢？但是过了些时，何以无数的非狂人跟着狂人走呢？文化的进步，都由于有若干狂人，不问能不能，不管大家愿不愿，一个人去辟不经人迹的路。……我们最当敬从的是疯子，最当亲爱的是孩子。疯子是我们的老师，孩子是我们的朋友。我们领着孩子，跟着疯子走，——走向光明去。”（12）

这种感受至今读来仍让我辈有春风拂面的快慰。这种直觉把握之鲜活，不仅显示出一个“五·四”青年的敏锐感受力，更预示了鲁迅作品深刻思想内涵的强烈感召力。同年11月，因提出“打倒孔家店”而名声大噪的吴虞，在《新青年》上发表《吃人与礼教》，尖锐、鲜明地凸出《狂人日记》的反封建思想内涵，揭下封建礼教温情脉脉的面纱，直接将鲁迅小说与反封建思想革命紧紧联系在一起。《呐喊》刚出版时，影响很大的《民国日报》盛赞其为“在中国底小说史上为了它就得‘划分时代’的小说集”（13）也主要是因为《呐喊》高标独举的思想风范给当时的文坛乃至整个文化界构成了强大的冲击力。这些足以说明，鲁迅小说面世后的最初反响，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其深邃独特的思想底蕴。

但是，鲁迅小说研究史发轫之初显示出的对鲁迅小说思想性的敏锐感应，没有在此后的研究中得到坚实的承续和发展。远在鲁迅成为文坛注目的中心之前，政权的更迭就成了动荡的中国最富吸引力的中心问题。这种大背景下，人们无视或者说没有足够的耐心去对待鲁迅思想的深刻性和复杂性，满足于将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鲁迅与时代最关切的问题进行简单地对接，似乎也在情理之中。在40——60年代，大量标明论述鲁迅小说思想性的论著，其实根本上只是在反复地鉴别鲁迅小说的政治倾向，象那些论述《呐喊》、《彷徨》是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故事新编》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文章，都可以归结到前文所述的政治革命研究范式中去。一旦“思想”被简化为“政治思想”的同义语，所谓的思想研究，其所能达到的广度和深度也就可想而知了。在对鲁迅小说思想性的论述中，主要采用的是“世界观”、“进化论”、“阶级论”、“个性主义”、“集体主义”等侧重于衡量政治表现而无力阐发思想深度的概念术语，关注的中心是鲁迅的思想从革命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转变，这个过于“大众化”、“普泛化”的思想研究框架显然无法还原一个伟大思想家的独特魅力，充其量只能勾勒出一个文化战线上冲锋陷阵的战士形象。虽然三十年代的李长之、四十年代的平心、五十年代的胡风、冯雪峰等学者曾在对《阿Q正传》等作品的分析中，注意到鲁迅的国民性思想、“立人”思想的特异之处，但将鲁迅的小说与中国思想革命的深层次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进行全面、深入地系统研究，这个使命还要在“文革”结束后，由八十年代在学术界脱颖而出的新锐学者来完成。其中最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学者无疑是王富仁。

八十年代解放思想的大潮中，“五.四”越过历史的重重幕障，再度成为激活知识分子思想的灵感源泉。鲁迅作为“五.四”最杰出的知识分子之一，倍受学人青睐，亦符合最基本的逻辑。但“文革”后，解放思想的题中应有主义是拔乱反正，而鲁迅在畸形的年代里扮演着整人的工具和打人的棍子的角色，对政治斗争的普遍厌恶滋生出的对风云人物的逆反心理，使一度一枝独秀大红大紫的鲁迅在八十年代民众中的威望降到一个低点，从这种背景来看，王富仁的《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

4、小说中什么样的情节会被认定为影射政治？

不算，只要不正面批评国家的制度和举措就没事，如果你想更稳妥一点也有版几个建议：

1、多权写此国家与外敌抗争并胜利的故事

2、写外国的敌视与此国家的顽强拼搏

3、讲政治简单化，透明化，就是写政治时小白文一点

这就没事了

希望能帮助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