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零八章 青年

“请问，这里是中国科学社吗？”门口突然出现了一个穿着西服的人。

金邦正说：“没错，请问阁下是？”

“哦，本人陈仲甫，”对方礼貌回道，“我刚刚创办了一本《青年杂志》，弘扬民主与科学精神。其中科学不是我的专长，后来听说李谕先生组织创办了科学社，还有《科学杂志》出版，我就想请贵社帮帮忙。”

李谕笑道：“好说，好说，先生请进！”

这个忙真的要帮。

陈仲甫就是陈一枝独秀……

而那本《青年杂志》，不到一年后就会改名为《新青年》。

“你就是李谕先生？”陈仲甫问。

李谕点点头，然后说：“先生可不可以给我几本《青年杂志》过目？”

“当然可以，”陈仲甫从包中取出杂志，“这是前几期的，由于只有我一个编辑，有很多不足之处。”

李谕说：“一个人做编辑，先生真是辛苦。”

“我也看看，”金邦正现在算是职业编辑，饶有兴致地看起来，“原来先生不仅做编辑，还做写稿人。”

陈仲甫笑道：“现在办杂志，不都要这样。”

一直到1917年，陈仲甫都是《青年杂志》的唯一编辑。1918年以后，杂志才成立一个编辑委员会，由6人组成，除了陈氏自己，还有钱玄同、胡适、李大钊、刘半农和沈尹默。

委员会每个月轮流由一人担任编辑；每月设有讨论会，参加者除了6名编辑，还有主要的撰稿人，包括鲁迅和周作人（那时编辑部搬到了北京）。

胡敦复也拿过来一本，看了一会儿称赞道：“陈先生的文笔很不错，这篇创刊词写得铿锵有力。”

陈仲甫说：“你看的那篇创刊词，也是这本杂志的指导思想，同样是我对广大青年的六点要求，即自由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一言以蔽之，当是科学与民主并重。”

金邦正对他这段话非常欣赏，“科学方面不用担心，但民主二字，可能会让杂志被禁，您知道的，大总统可是要称帝了。”

陈仲甫说：“我明白，所以从创刊之初，就避免刊登直接的政治评论，《青年杂志》的目的是改造青年的思想和行为，而非进行政治批评。”

从14年下半年开始，北洋政府对报纸刊物进行了严格的管控，借口是这些出版物公开泄露政府与日本签订的秘密条约，或说他们批评相关的政策。

本来民国头两年，国内出版业迎来了一个爆炸般的发展期，但袁世凯立马发觉“人言可畏”，迅速打压。

辛亥之后，全国约有500家日报社，包括北京50家、上海15家、汉口6家。然而在袁世凯的帝制运动期间，北京报社的数量锐减至20家左右，上海减到5家，汉口则只剩下2家。报纸发行量也出现了下降。

《青年杂志》就是在这种环境下诞生，由群益书社进行刊印发行，每月一本，每期支出成本大概200元，最初发行量1000份。

胡敦复对陈仲甫改造青年思想这一点很认同：“学校的吸纳能力有限，更不可能教授所有知识，有一些积极的读物作为补充再好不过。”

陈仲甫说：“是的，我立誓二十年不谈政治，集中精力做文化方面的宣传。”

此后胡适就是因为仲甫先生“二十年不谈政治”这一观点，才决定回国发展，投入新文化的浪潮。

不过嘛，他们两人“二十年不谈政治”是不可能的。

《青年杂志》反抗帝制的尖锐评论随处可见，尤其是在“通信”“国外大事记”“国内大事记”三个栏目中。

就是这个原因，洪宪帝制时期被迫停办了差不多半年之久。

陈仲甫接着向李谕约稿：“民主与科学两面旗帜，科学这一面最有代表性的必然是先生，如若可以，希望能为我的《青年杂志》写篇稿件。”

李谕果断道：“没有问题，本人一直致力于推广科学，先生的理念我十分赞同。”

陈仲甫高兴道：“太好了！要是有您的稿件，我就得提前嘱咐群益书社把这一期多印几百册。”

李谕笑道：“另外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

陈仲甫道：“先生请讲。”

李谕翻开杂志，“以后能不能全部改用白话文？”

“全部？”陈仲甫问。

“我大体看了看，阁下对封建礼教极为不满，思想非常新，文言文一直垄断文体，白话文则不入流，”李谕顿了顿说，“但白话文易于传播，更便于翻译，好处不要太多。”

陈仲甫点点头：“我同意是同意，就怕找不到足够好的白话文章，反而为别人所攻讦。”

金邦正说：“有什么好怕的，《科学杂志》全用白话文，也使用新式标点，照样发行越来越好。”

陈仲甫说：“不一样的，你们是纯科学杂志，别人说不出什么；如果是文科文章，不仅要有内容，也要保证文采，否则一些穷酸文人必然会挑出刺。”

“我倒是想到一些好的人选，可以写不错的白话文章，比如，”李谕拿起一封胡适的稿件，“留美学生。”

陈仲甫知道这些留学生必然受过严格教育，又是“洋状元”，思想比较新，让他们写白话文说不定真不错，“麻烦先生代为求稿。”

“举手之劳，”李谕说，“目前美国也在搞文学运动，尤其是新诗方面，各种草原诗人、意象派诗人、新抒情诗人和实验主义者纷纷出版了作品，最独特的风格便是摆脱了传统诗中矫揉造作的浮夸辞藻，而用自然口语写诗。有人说这是美国诗歌的文艺复兴。”

陈仲甫说：“既如此，留美学生必然感同身受，愿用白话文？”

李谕说：“其实不仅他们，大部分人都喜欢用方便的白话文，不是吗？”

陈仲甫笑道：“先生说得对，白话文轻松舒服太多。”

应该从1918年1月开始，《新青年》杂志中所有的文章几乎全用白话文撰写。

李谕说：“对了，能不能把这几本杂志都留给我，做个纪念？”

陈仲甫说：“先生收下便是。”

这本杂志还是挺有收藏价值的，最上面有一行法文刊名。

当天李谕写就了一篇文章，主要探讨了科学思想，仍然包括可证伪性，让大家对“什么是科学”继续加深一些印象。有那么一点哲学范畴。考虑这本杂志的定位并非纯粹科普杂志，普及科学思想更加契合。

况且科学思想在这种愚昧仍旧横行的时代十分重要。

李谕不止一次在讨论这个问题，另外还有意还多提了提科学角度的进化论，目前国内对科学理解最深的恐怕就是进化论，但可能也是理解最偏的，再偏的话，李谕真怕搞出社会达尔文。

递出稿件后，李谕又给胡适与杜威分别发了一封电报。给胡适的只是很常规的一些话，比如劝他思考一下作为学生应该如何讨论时事，是否要参与政治，以及如何找好定位。——都是些大学教导员的寻常话术。

然后把国内需要白话文相关文章的事情告诉他，让他在留学生团体中宣扬宣扬。反正胡适一直是白话文的鼎力支持者，让他办这件事绝对没问题。而且以他的性格，肯定愿意做这种开创性的头一人。

李谕又在考虑要不要让迅哥早点出手？胡的白话文水平只能开个头，真要让白话文掀起风浪，还得鲁迅这种大神。

至于给杜威的电报，则只需要让他帮忙对胡适的毕业论文要求严格一点就好……

京城那边，该来的终究会来。

12月11日，参政院进行国体投票的总开票，结果共计1993名议员出席，既无人反对，也没有废票，全体如事先所预定，均“恭戴今大总统袁公世凯为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

老袁同志当初可是发过维护民主共和的誓词，为了立贞节牌坊，随即发了一个申令：“民国初建，本大总统曾向参议院宣誓，愿竭能力，发扬共和。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此于信誉无可自解者也。

“……本大总统既以救国救民为重，固不惜牺牲一切以赴之，……爱我之议员，当亦不忍强我以所难也。尚望国民大会，熟筹审虑，另行推戴，以固国基。”

反正都是自己人，明白套路。袁世凯发了申令后，下头立马上了第二次推戴书，这一次就明显肉麻极了。

而且为了帮袁世凯站住道义，又举出了民意大旗。

袁世凯见民意如此，只能勉为其难地选择就任皇帝宝座，随即展开登基大典的准备工作。

这是民初的一记重磅炸弹，梁启超匆匆离开北京，来到上海。

豫园。

“真是无法无天！”梁启超大骂着，“袁项城本来不失为一个人物，现在看来，只能算是一个怪魔人物！”

李谕给他冲了一杯茶，“任公消消气。”

“我以前怎么这么糊涂！”梁启超继续自顾自说，“袁氏一生，其言与行，无一不相违；其心与口，无一而相应！本来就是全天下最会说谎之人！曾经作为前清托孤大臣而卖清，现在为民国之公仆又盗窃民国！全天下四分之一之人羞为其统治！”

李谕知道后续发展，并不太慌，“任公下一步准备怎么做？”

梁启超说：“袁项城是中国祸乱的种子，多统治一日，祸乱程度就加深一日！当然是集结力量将他彻底推翻。”

李谕问：“蔡锷将军离开京城了吗？”

“估计已经到了日本，”梁启超说，“过去我也错怪他了，还以为他真的流连于八大胡同与小凤仙醉倒温柔乡。几天前，他突然拿到医院的证明，请了三个月病假，要去日本看病，实则是逃出京城。”

李谕说：“蔡将军的病，也是真的病。”

“身不由己，”梁启超说，“希望等他回到云南起兵后，一切顺利。现在北洋军里有了内讧，段祺瑞一直反对帝制，不会披甲上阵；冯国璋被坑那么惨，更不会卖力。”

段祺瑞和袁世凯的矛盾出现得比较早。

冯国璋此前被袁世凯削了藩，他是江苏将军，为了牵制他，袁世凯就派郑汝成在上海看住他，同时有意挑起了他与张勋的矛盾。

而且在称帝之前，袁世凯又坑了冯国璋一把。

冯国璋压根不相信袁世凯会称帝，于是专门进京面见袁世凯，问他是不是有称帝的打算。结果袁世凯故作惊讶地对他说：“绝无此事，纯属谣言！克定是个残疾人，克文是个文人，都是无用之人。假如我做了皇帝，传位给他们，天下岂不大乱？我何至于如此愚蠢？”

冯国璋打仗是把好手，政治方面真心没多少心机，还真信了。于是他向新闻界公开声明：“有关大总统想当皇帝的事情，我已经找他本人确认，纯属谣传。今后谁若再敢诽谤大总统，不要怪我的枪子儿不认人！”

等袁世凯称帝，冯国璋才发觉自己被老大套路了，心里肯定不好受。

至于北洋三杰中的另一个王士珍，因为一直对清廷抱有忠诚态度，民国后就渐渐淡出了。

要是北洋没有内讧，单论军事方面，以护国军的实力真的没法和北洋军正面对抗。

不过护国军也并非完全没有胜算，首先占了道义的大旗，能够拉来很多支持，还有日本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外交压力。

梁启超叹了口气：“我要联合文化界，再写几篇檄文，与袁项城彻底划清界限，让世人更看清其面目。”

李谕说：“文字有时也能杀人。”

梁启超狠狠地说：“需要的就是杀人效果。”

梁启超的笔杆子狠辣，影响力又不低，能够聚拢相当一大部分文人群体。

老袁同志马上要在军事、文化、外交多个领域看清痛苦的真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