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北宋诸事,李世民倒没有太多感触。
其中的考量也并没有那么多,单纯只是觉得这北宋的战争属实无趣极了。
亲临战阵,激勇破敌,高歌以贺凯旋,这是他所中意的战争。
动无遗策,一击中的,精兵行奇袭之胜,李靖的这般领兵之法他也同样赞赏。
而这两种战法,在那宋朝天子宰辅猜忌折辱武将且派监军掣肘的情况下,定然是无法施行的。
就如那杨业,老于边事又如何?动晓敌情有何用?忠烈勇武所托非人,以儿郎性命为注,最终只道一句可惜。
而无论是那真宗一朝大造天书封禅,还是岁币委和以代战,皆令他不齿。
故而简单慨叹过后,李世民也不放下手中的笔,左手拇指和食指略微捋了捋自己的虬须很是自得:
“朕的文采自是极好。”
长孙无忌笑眯眯赞同:
“后世那长安辞旧迎新之贺亦是用陛下所题之诗,足见陛下文采传千年。”
“陛下或可题文赋以赠后辈,想来足慰后辈。”
长孙无忌这个说法顿时让李世民有点心动。
此前后世提到失却《兰亭集序》这件国宝时,杜如晦便有促狭之言请他将宝帖送于后世。
当时虽只是戏言,但后来李世民确实还认真考虑过,毕竟此物虽珍贵但也不过是用来临摹观赏,但对后辈来说端得是意义非凡。
而且宝帖虽然珍贵,但若论效用,难当从后辈之处所得之万一。
但……这毕竟可是王羲之真迹,而且一旦送出那便是不可复得,那此时岂非临摹而赏一次便少上一次?
这种纠结的心情令李世民矛盾极了,但此时长孙无忌一说,李世民才骤然想到:
于后世而言,恐怕朕之真迹亦可作宝也,既如此不如干脆先临摹一贴《兰亭集序》赠送?
越琢磨便越觉得这个想法可行,李世民也不由得喜上眉梢。
《兰亭集序》这宝帖最终肯定还是会赠后辈以作酬谢,但不影响眼下将宝帖再多留一段时日。
【按理来说,北宋如此崇文抑武,漫山遍野都是士大夫们大展拳脚之地,怎么着也应该有一两个能拿出来夸夸的吧?
但很可惜,北宋士大夫的武功水平不能说是一无所有吧,只能说是一文不名。
现代有研究宋史的学者言语相当讽辣,称北宋的文官集团有强烈的自欺性,也就是非常喜欢骗自己。
而这种心态的形成,如今一般认为是形成于真宗时期。
咱们此前说过真宗大造天书祥瑞上泰山丢人现眼的事儿,封建时代的史书往往为尊者讳,将这件事定性为“佞臣作乱君主失明”。
但咱们现代不用管它皇帝算老几,说实话无论是天书还是封禅皆规模浩大,若没有整个中枢系统的配合,宋真宗和一两個佞臣基本不可能成事,所以这件事实际上是真宗和士大夫的一次媾和造神。
天书封禅当中的自欺属性,当时献策的王钦若说的非常明白。
“城下之盟,古所深耻,非天表瑞贶……不足耸狄人而掩兹丑”
由此可见真宗时期的士大夫很明白:澶渊之盟确实非常丢脸,那咱们干脆弄出来天书吓吓辽人顺带遮丑吧。
后来刘娥临朝称制把天书都送进真宗坟墓里,这才终于止住了这桩闹剧,但北宋士大夫的自欺之风已然刹不住车了。
另外不可否认的是,从仁宗一朝开始,北宋的士大夫秉承着“内圣外王,承当天下事”的人生信条,基本都有很强烈的建功意向。
宋夏战争爆发,当朝的士大夫翘楚如韩琦、范仲淹、夏竦、庞籍、文彦博都赶赴前线,都是急于建功立业心态的体现,但可惜都没什么用。
狄青曾私下说过,军旅之事,非所任也,算是这位底层出身的将军对于北宋文武问题非常一针见血的评价,但没人会在意他的意见。
对于一干士大夫的领军成果,《儒林公议》记载的很清楚:
“庆历初,夏寇方盛,陕西四路并任儒帅,久而未有成功。”
“叛扰累年,官军频败”,并直言官军“一战不如一战”。
结果,在边境防线一直向汴梁推进的情况下,难有建树的士大夫们自欺欺人的被动再次生效,大后方先是流传出了西夏并没有战心的说法:
“无以延州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数万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
后来更是直接开香槟:
“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元昊闻而惧之,遂称臣。”
但实际上这种话听听就得了,实际上宋夏战争咋样谁还不知道?
梅尧臣赋《故原记》,苏舜钦写《庆州败》,范雍的《纪西夏事》中更是清楚承认了因轻敌招致的大败。
而大着舌头说“大凡用兵,当先置胜败于度外”的韩琦在好水川一战全军覆没,被累试不第后投西夏当了国相的张元嘲讽“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举,犹自说兵机。”空余笑谈。
对于宋夏之战,李焘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