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道远一个人走在山路上,他一边赶路、一边回忆王参谋介绍的那五个人的情况。
按照许东昊的说法,那个叫冯金山的客栈老板最可疑。
冯金山送出假情报后、害怕自己暴露,编造了有人从背后用枪抵住他,让他马上去给县大队送信的事情,而这是无法得到查实的。
冯金山说谎了么?
任道远不知道,但他清楚的记得,当自己知道冯金山的身份后,就一次都没跟寿洋城内的五名地下工作者接触过,原因很简单,冯金山家是赤贫,他从哪儿搞来钱、盘下那个客栈的?
只要是认识冯金山的人,都会产生这种怀疑。
但结合那晚有人开枪示警,让许东昊、王参谋侥幸逃脱了伪军的围捕,那是不是说明伪军中、确实有一位军区不知道的自己人?
虽然也不排除敌人由于紧张、枪走火的可能性,但当时敌人距离王参谋他们还有两公里远,还没到枪上膛的距离,这个也得等见到许东昊才会知道,他派到城内的洪涛,应该能打听到敌人是否在追查是谁的枪走火。
假如伪军中存在这样一位地下党,而他恰好又认识冯金山,那他冒险送信、也是有可能的,但这只是一种猜测,胡部长说、已经向上级求证了,还说如果可能,就让第四军分区与这位潜伏在敌营的同志取得横向联络,那样的话、四分区的工作就更好做了。
但是,这依旧只是一种可能,如果那位潜伏的同志、密级很高的话,上级甚至可能对胡部长的询证、给予否定的答复。
还是不要把事情寄托到别人身上吧,一切还是要靠自己,任道远暂时放下冯金山,开始回忆其他四个人的情况。
接手杂粮店的钱全安家是有六十多亩地的富农,所以他接手杂粮店还算说得过去,他加入党组织是由衷而发的,虽然钱家衣食无忧,但一直被地主豪绅压榨,唐瀚文的田地不知道有多少,但钱家交的赋税居然比唐家还多。
钱全安家是钱家庄村的堡垒户,他有两名子侄都参加了县大队,其中的那名侄子、也与鲁队长一起牺牲了,他会是那个叛徒?
不会的。
如果敌人用他家的地、或家人威胁他呢?
小南街刀削面馆的老板杨石磊、快30岁才娶了一个小娇妻,他妻子在家里是老幺,婚前就不会做饭,所以杨石磊的削面功夫,那真叫“一叶落锅一叶飘,一叶离面又出刀,银鱼落水翻白浪,柳叶乘风下树梢。”
杨石磊那么晚才结婚,家里穷、固然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的原因是、他是山西地下党的交通员,假扮货郎、常年担着挑子传递情报、或是省委给各地的文件。
红军东征时,杨石磊等同志负责给红军传送晋绥军的布防情报,在一次送情报时,他必须绕行山路,不慎滑落山下、摔断了一条腿,他凭借顽强的意志,硬是爬到了红军的阵地上,及时把重要情报送到了红军的手上。
杨石磊是叛徒?
更不可能了!
但敌人用他的老婆、幼女威胁他呢?
另一位地下工作者是位女同志、也是老同志了。
四一二事变后,1927年6月,阎锡山开始在山西清党,大量公开工作的党员被杀害,周玉琴的丈夫也被害了,她因为回到寿洋的婆家待产、侥幸逃过一劫。
婆家痛失唯一的儿子,再也不同意周玉琴带着孩子离开寿洋了,组织上也因为当时处于革命低潮期,于是就指示周玉琴留在寿洋,暗中宣传革命。
周玉琴是省管干部,只是准备成立县大队的初期,消息泄露了,当时还是寿洋保安团团长的唐博祥,准备偷袭县大队的成立大会。
周玉琴在保安团内发展了一名连副,她得到这个消息后、马上去电报局给她的上级打了一个电话,用暗语向上级做了汇报。
周玉琴的上级紧急与对口领导沟通后,得知省委武装部的副部长也去了寿洋、他是代表省委前去祝贺县大队成立的,但是,省委目前在定襄县,她的上级也在太元,都没法前去通知寿洋县大队。
这个长途电话打了几个小时,打完电话、天都黑了,因为唐博祥计划在凌晨五点出发,他有一个“骑兵营”、是唐瀚文斥巨资购买了380辆自行车组建的,士兵一水的都是“双枪将”,一杆汉阳造、一把驳壳枪,而情报显示,寿洋县大队只有二十来人、七八条枪,其中还有三杆鸟铳。
周玉琴决定不顾个人安危、坚持亲自前去报信,因为此时城门已关,那名连副找了一个没有卫兵的地方,用麻绳将周玉琴坠下城,四十多里路,但她咬着牙、在天亮前赶到了桥子村。
敌强我弱,省委武装部的副部长决定用一场急行军,通过穿村过庄、宣传寿洋县大队已经正式成立了,许东昊、周玉琴也都认为这比开个会好。
许东昊非常感激周玉琴送来的这个重要情报,鉴于那名连副情报的重要性,许东昊将城外土地庙传递情报的秘密告诉了周玉琴。
周玉琴后来确实给县大队送来过唐博祥得知他们新驻地的情报,县大队由此挖出来一个伪装积极、混进县大队的奸细,那次锄奸后,唐博祥再也没提出兵剿灭县大队的事情。
那名连副在唐博祥给日本人带路、偷袭太元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