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郭松龄的动作很快,快到差点打乱了刘瑞他们的计划。
刘瑞预计郭松龄反叛应该会在10月到11月左右,那时的郭松龄所部兵精粮足,背靠冯焕章的中央军,侧翼还有李景林所部压阵,自己可以突袭奉天,也可以稳打稳扎,逐步蚕食。
冯焕章还答应会抽调航空队与炮兵助阵,但前提是等他们从南方归建。
刘瑞的想法与冯焕章差不多,所以他把部队调往南方,分批次潜入江西各地,借助现在壮大的四海集团的掩护,他们携带着长枪短炮,各式弹药,有的上山,有的下湖,静静等待着行动号令。
赣北与赣东地区还好,前者与徽商交往密切,部队中有不少人按照族谱往上扒拉三五代,都是从这里出来的,现在还和这里有着亲戚关系。
而后者紧挨着人民党的福州飞地,还是能吃到一点政策福利的,特别是现在福州兴办了大量人力密集型产业。
各种各样的轻纺工业遍地开花,只要你会织布,就来上班,不会也不要紧,一个星期包你学会。
许多赣东地区,诸如建昌府、抚州府等地,出现了大量人口流动,许多税吏发现一整个村子的人全跑了!
但是自己是包税的啊!他们跑了我赚什么钱呀!
而赣南地区则条件差多了,像吉安县,全县超过四分之一的人都是各式各样的匪帮,在小巷子里,到处都是黑吃黑的场景。
跟他们一比,哥谭市真的是民风淳朴了。
到达那里的部队发现,自己第一件事不是去组织农会,建立支部,而是先和当地帮派比划比划,许多混混都吃了军体拳之后才肯老老实实听他们讲话。
但这边的群众基础也忒差了,都形成一条打劫产业链了!你的东西被抢了,进城报官,官就是匪,找地方住下,店家是匪,东西找回来了,还得交赎金,赎金交完了,又踏马被抢了!
不过好在许多农民还是很淳朴的,毕竟这些部队天天背诵三八歌出来的,干起农活来也是一把好手,走起了农村包围城市的路子,先将一个个村子拉拢过来。
城里的大匪帮才不会把目光放在乡下呢,他们正在密谋着给朱全忠来一泡大的!日子都定好了,就在秋收征税那一天。
但山上那些赤眉们可是遭殃了,下山抢个村里,没想到里面的人手里竟然有机枪!子弹像不要钱一样开打,一条弹链都能买我们老大的项上人头啦!
就这样,在朱全忠和地方势力都没有注意到的地方,许多村子都变成了白皮红心,税款照交,但村里的大族全部都被审了一遍,按照当地的政委李文林的说法,就是:
“反动势力已被驱逐了,权利完全是我们的,但公开的政权机关和固定的赤卫队都没有,邮路是照常的,商业贸易是照常的,边界所受到的痛苦此地完全没有。敌军到来寻不到目标,党的组织和群众的组织(农民协会)完全秘密着。在接近总暴动之前,这种形式是最好的,因为这种形式取得群众又不致失掉群众。”
就连刘瑞看完他的报告之后,都大呼挖到宝了!
这可是创立了红二团与红四团的大佬,之前不显山不露水的,现在一回到适合他的环境,立马就显示出自己的才华出来。
这种形式无疑是正确的,即便有着四海商行的接济,弹药补给还是较为通畅的,但李文林手下也只有一个营,火炮备弹极少,根本无法支撑大规模作战,属于无后方作战。
这种情况的作战战损与困难请参考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刘瑞原先还在头疼怎么和他们解释运动游击战与保卫根据地,却又不失地的概念,没想到现在他们就已经有了自己的方法。实在是世事难料啊!
事实上,在武装暴动之后,按照李文林的设想,党组织仍要处于秘密状态,地方权力完全由党员与部队控制,但无公开的政权机关和赤卫队;农民协会主持秘密割据区域的政权,而党组织则通过农民协会管理农村一切行政事务,各级农民协会实际上行使红色政权机构的职能。
原时空的实践证明,在赤白对立十分尖锐的情况下,这种组织形式,模糊了苏区和敌占区的红白界限,既能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又能保护革命骨干与群众免遭敌人杀害,无疑十分有利于敌强我弱形势下红军和革命力量的生存与发展。
即便是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杨林,也对李文林的计划高度赞赏,他准备潜伏到自己掌握住九成左右的农村之后,再去揭开自己的真面目,给地方势力致命一击。
不愧是教员同志都亲口认证的在接近总暴动前“这种形式最好”的“李文林式”割据模式。
但就在部队与补给在朱全忠眼皮子底下分批次运送进农村的时候,郭松龄给刘瑞开了个大眼,他于7月29日正式将自己的指挥部迁到了直隶滦州,并在那里发出了倒戈反奉的电报,要求张雨亭立即下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