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程篇-太平洋战场】北上还是南下,两种不同的自杀方式
在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前,日本内阁和军部存在一个共识,即日本在陆上最大的敌人是苏联,在海上最大的敌人是美国。1927年7月25日,日本首相兼外相田中义一向即位不久的裕仁天皇密奏《帝国对于满蒙之积极根本对策》,这就是后来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在这份奏折中他宣称:“我日人为欲自保而保他人,必须以铁与血,方能拔除东亚之难局。然欲以铁与血主义而保东三省,则第三国之美国,必受中国‘以夷制夷’之煽动而制我。斯时也,我之对美角逐,势不容辞。......向之日俄战,实际即日中之战,将来欲制中国,必以打倒美国势力为先决条件。与日俄战争之意,大同小异。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倘中国完全可被我国征服,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是亦对我日本帝国之存立上必要之事也……”
由此不难看出,日本的基本国策是比较清晰的,首先要控制中国的东北和蒙古,再占领整个中国,最后称霸整个亚太地区。而其中让日本担忧的,是在征服中国的过程中,北方的苏联和太平洋上的美国必然干预,所以为了实现整体战略,“北进”苏联远东地区,和“南进”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是必须要实施的步骤,这样可以确保在征服中国的过程中不会受到苏联和美国的干扰。
在这个战略计划中,日本有一个主观的设想,如果北进能够占领苏联远东地区,苏联就会主动坐下来与日本谈判,承认日本占领远东地区的事实;同样,南进也会如此。之所以日本有这样的设想,是因为在过去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对外侵略战争中,结果均是如此。
但即便是国策清晰的情况下,日本内部仍然为优先实施北进还是南进而争论不休,如果北进,未来的战争将主要在陆地上进行,就要优先发展陆军;而如果南进,未来的战场在广阔的太平洋上,就要优先发展海军,而无论哪一项战略,都需要投入大量的国防开支,日本的财政根本无力支持两项战略同时进行。
1905年日俄战争后,陆军认为:“以其威胁迫在眉睫的具体国家为假想敌人,俄国虽然战败,但国力尚强……一俟国情好转,必图报复。”而海军则认为:“不能以眼前利益选定假想敌国,应从整个利害关系加以考虑,并从历史上、地理上以及其他关系全面衡量,择其势力最大者,妨碍日本实现世界霸权者为敌国……而在发展道路上,最大障碍应属美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华盛顿会议上,日本与英国、美国、意大利、法国签署《五国海军条约》,日本海军发展规模被限制在31.5万吨,排在英国、美国之后,列世界第三。这本来是日本的一次外交胜利,但其国内并不这样认为,因为他们的发展规模仅是太平洋上最大假想敌美国的60%。加之美国在一战后在中日问题上对日本打压,日本国内对美国的不满情绪上升,这时海军的南进主张占据上风。1923年,日本《用兵纲领》中将美国列为头号假想敌,此后每年都制定详细的对美作战计划,尤其是关于菲律宾作战的计划,几乎达到实战的程度。
日本的军事战略受德国的影响很深,在建军之初,曾聘请德国前总参谋长毛奇的得意门生梅克尔担任军事顾问。1907年,日本制定《帝国国防方针》,其要点是“帝国国防以攻势为根本原则”。同年颁布的《帝国军队用兵纲领》中规定:“帝国军队之作战基于国防方针,以陆海军协同,为收先发制人之利,以取攻势为本。即以海军先敌迅速占据所需地点,集结兵力击破敌主力舰队;陆军先敌迅速集结所需兵力于一地,粉碎敌野战军队作为作战方针。”在后来不断修订的用兵纲领中,基本战略原则逐渐确立,其特征为“强调进攻”、“速战速决”、“相机处置”,尤其是第三点原则,赋予战场将领极大的自主权,使日本在后来发动的战争中,决策当局被牵着鼻子走,致使战争规模不断扩大,这既促成了日本在二战时初期的成功,也构成了其日后失败的因素。
为扩展军备,日本的军费开支逐渐大幅增加,1931年日本军费开支占国家总支出的30.7%,到1937年已经达到69%。
1931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使日本与苏联、英美的矛盾都有所激化,究竟是南进还是北进再度引起争论。1935年,担任日本陆军参谋部作战科长的石原莞尔认为:“从我国国力来看,不可能同时针对世界最强的陆军国家苏联和世界最大的海军国家美国,来加强我们的陆海军军备,仅仅以军备得到加强,而不具备战争的物质力量-资源及生产力,也是不可能支持长期战争的。......为此必须把对苏联作为重点,排除来自北方的威胁。”他的主张遭到海军的反对,海军强烈主张“北守南攻”,双方争论未取得结果。
1936年8月7日,内阁五相会议通过《国策基准》,最终确立了两方妥协的“为实现称霸世界”的目标,即南北并进的两面扩张战略:“在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地位的同时,向南方海洋方向发展,......充实陆军军备,与苏联在远东能够使用的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