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天来,杨嗣昌看出来皇帝有意派他去湖广督师,又想留他在朝廷“翊赞中枢”。他自己也把这问题考虑再三,拿不定最后主意。他很明白自己近几年身任本兵,对内对外军事上一无成就。几个月前因清兵人塞,连破城池,折损主帅,皇上为舆论所迫,不得已将他贬了三级,使他戴罪视事。不料如今熊文灿又失败了,而文灿是他推荐的。若不是皇上对他圣眷未衰,他也会连累获罪。春天,他建议增加练每年七百三十万两,随田赋征收,以为专练民兵之用,遭到朝廷上多人反对。如今练响马上就要开征,必然会引起举国骚乱。可是编练数十万民兵的事,决难实施。倘若练饷加了之后而练兵的事成了泡影,他就不好下台。
近一年来,朝野上下骂他的人很多,他很清楚。虽然他全是遵照皇上的旨意办事,但是一旦皇上对他的宠信减退,朝臣们对他群起抨击,皇上是决不会替他担过的。如其到那时下诏狱,死西市,身败名裂,倒不如趁目前皇上宠信未衰时自请督师。他相信自己的做事练达和军事才能都比熊文灿高明得多,加上皇上的宠信,更加上以辅臣之尊,未出师就先声夺人,成功是有指望的。但是他也想到目前将骄兵惰,兵切两缺,加上天灾人祸弄得人心思变,大江以北几乎没一片不乱土地。万一出师无功,将何以善其后呢?
形势急迫,不管对崇祯说,对杨嗣昌说,这个问题都必须赶快决断。在文华殿召对时候,双方都在揣摩对方心思。崇祯先问了问军饷问题,随即转到湖广和陕西军事方面,叹口气说:“朕经营天下十余年,用大臣大臣读职,用小臣小臣贪污,国家事遂至于此,可为浩叹!如今决定拿问熊文灿,置之重典,以为因循误事、败坏封疆者戒。洪承畴尚能做事,但他督师蓟辽,责任艰巨,无法调回。举朝大臣中竟无可以代朕统兵剿贼之人!”
杨嗣昌赶快跪伏地上说:“熊文灿深负陛下倚任,拿问是罪有应得,就连微臣亦不能辞其咎。至于差何人赴湖广督师,请陛下早日决断。倘无适当之人,臣愿亲赴军前,竭犬马之力,剿平逆贼,借赎前愆,兼报陛下知遇之恩。”
崇祯点点头说:“倘先生不辞辛劳,代朕督师剿贼,自然甚好。只是朝廷百事杂乱,朕之左右亦不可一日无先生。湖广方面究应如何安排,倘若先生不去,谁去总督请将为宜,须要慎重决定,以免债事。先生下去想想,奏朕知道。”
两天以后,崇祯见到了杨嗣昌的奏疏,情词慷慨,请求去湖广督师剿贼。他仍然因中央缺少像杨嗣昌这样的大臣,将无人负责同满洲秘密议和,犹豫很久。直到八月底,又接到湖广和陕西两地军事失利的奏报,他才下最后决心,命司礼监秉笔太监替他拟了一道给杨嗣昌的谕旨。他提笔改动几句,再由秉笔太监誊写在金花笺纸上,当天发了出去。那谕旨写道:
间者,边陲不靖,卿虽尽瘁,不免为法受罚。朕比国优叙,还卿所夺前官。卿引愆自贬,坚请再三,所执甚正,勉相听许。朕闻《春秋》之义:以功覆过。方今降徒于纪,西征失律;陕寇再炽,围师无功。西望云天,殊劳朕忧!国家多故,股肱是倚;以卿才识,戡定不难。可驰驿往代文灿,为朕督师。出郊之事,不复内御。特赐尚方剑以便宜诛赏。卿其芟除台贼,早奏肤功!《诗》不云乎:“无德不报。”贼平振旅,朕且加殊锡焉。
过了一天,崇祯下旨恢复杨嗣昌原来的品级,赐他精金百两,做袍服用的大红纻丝表里四匹,斗牛衣一件,赏功银四万两,银牌一千五百个,纻丝和排绢各五百匹,发给“督师辅臣”银印一颗,饷银五十万两。宫廷和主管衙门办事从来没有像这样迅速,崇祯本人也很少像这般慷慨大方。杨嗣昌深深明白皇上对湖广和陕西军事有多么焦急,而对他的期望是多么殷切。他当天就上疏谢恩和请求陛辞,并于疏中建议七条军国大计。崇祯对与杨嗣昌的奏请,无不一一应允
杨嗣昌离京之后,沿路不敢耽搁,急急赶路。轿夫们轮流替换,遇到路途坎坷的地方他就下轿乘马。每日披着一天星星启程,日落以后方才驻下。每隔三天,他就向朝廷报告一次行程。自来宰相一级的大臣出京办事,多是行动迟慢,沿途骚扰,很少像他这样。所以单看他离京以后“迅赴戎机”的情形,满朝文武都觉得他果然不同,就连平日对他心怀不满的人也不能不认为他到襄阳后可能把不利的军事局面扭转。至于崇祯,他平日就认为杨嗣昌忠心任事,很有作为,如今每次看见杨嗣昌的路上奏报,感到很大欣慰。
当时从北京去襄阳的官道是走磁州、彰德、卫辉、封丘。开封、朱仙镇、许昌、南阳和新野。他在开封只停留半天,给地方长官们发了一道檄文,晓谕朝廷救民水火的“德意”,勉励大家尽忠效力。二十九日夜间到了襄阳,以熊文灿的总理行辕作为他的督师辅臣行辕。在他从开封奔赴襄阳的路上,他用十万火急的文书通谕湖广巡抚、郧阳巡抚以及在荆、襄、郧阳和商州一带驻防的统兵大员,包括总兵、参将将和监军,统统于九月底赶到襄阳会议,并听他面授机宜。这些火急文书都交给地方塘马以接力的方法日夜不停地飞马传送。宁可跑死马匹,文书不许在路上滞留。这些被召集的文官武将,除少数人因驻地较远和其他特殊原因外,接到通知后都不敢怠慢,日夜赶路,奔赴襄阳。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