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三桂做的第二件事就是派快马向北京给父亲送去一信,宣布断绝父子关系,其文曰:不肖男三桂泣血百拜,上父亲大人膝下:儿以父荫,熟闻义训,得待罪戎行,日夜励志,冀得一当以酬圣眷。属边警方急,宁远巨镇为国门户,沦陷几尽。儿方力图恢复,以为李贼猖獗,不久便当扑灭,恐往复道路,两失事机,故暂羁时日。不意我国无人,望风而靡。吾父督理御营,势非小弱,巍巍百雉,何致一、二日内便已失坠?使儿卷甲赴关,事己后期,可悲可恨!
侧闻圣主晏驾,臣民戮辱,不胜眦裂!犹忆吾父素负忠义,大势虽去,犹当奋椎一击,誓不俱生。不则刎颈阙下,以殉国难,使儿素绱号恸,仗甲复仇;不济则以死继之,岂非忠孝媲美乎!何乃隐忍偷生,甘心非义,既无孝宽御寇之才,复愧平原骂贼之勇。夫元直荏苒,为母罪人;王陵、赵苞二公,并著英烈。我父唶宿将,矫矫王臣,反愧巾帼女子。父既不能为忠臣,儿亦安能为孝子乎?儿与父诀,请自今日。父不早图,贼虽置父鼎俎之旁以诱三桂不顾也。男三桂再百拜。
四月九日李自成得到他的使者处死的消息,十分震惊,转而大怒,余怒未息,他感到事态严重,便责备刘宗敏不该拷掠吴襄,为了补救失误,悄悄地把他从狱中放出来,还宴请他,厚加抚”,以示笼络。但为时已晚,连回旋的余地也没有了。这时,前方又传来去招降吴三桂的唐通被吴三桂杀得大败的消息
李自成别无选择,招降不成,只有兴兵致讨。然而李自成决策出师山海关,遭到他的几位重要谋臣将领的反对。牛金星主张是:“吴三桂兴兵复仇,边报甚急,国不可一日无君。择吉已定,官民仰望登极。主上不必兴师,招抚三桂,许以父子封侯,仍以大国封明太子,奉明祭祀,世世朝贡,与国咸休,则一统之基可成,干戈之乱可息矣。”力主政治解决,不宜派兵攻打。自成看了他的奏疏,很生气,拒绝了他的劝告。
牛金星又劝李自成:“我军新得京师,人心威势正旺,吴三桂必定不敢轻举妄动,如果陛下颁爵赏金,再行劝降。如果吴三桂还不识时务,再发一队偏师去攻打,就足够了。”
宋献策也说:“陛下若去,对陛下不利;吴三桂若来,对吴三桂不利。”
这些意见,李自成都不听。开始,自成并没有想到与吴三桂打仗,更没想到与清军打仗,乃至决定出师,也没有做认真准备,对打大仗缺乏足够的估计。他以为占领北京,大局已定,“天命”归己,只需再派一支部队去山海关,便可马到成功,三桂束手就擒。因此,他打算派刘宗敏、李过出征。不料“诸伪将耽乐,殊无斗志”在讨论出师时,“仓皇无定”。尤其是刘宗敏,这些日子来,他在陈圆圆身上用尽了力气,在李自成召见他的时候,甚至昏昏欲睡
四月十二日,自成集群臣再议东征吴三桂,“刘宗敏等逡巡未应”。自成无法,只好“亲行”出征。他授明降臣张若麒为“兵政府尚书”,随他到刘宗敏等诸帅处,敦促他们出征。
四月十二日晚,为“绝内患”李自成将勋戚大臣、锦衣卫堂上官、大学士陈演、定国公徐允贞、新建伯王光通、博平侯郭明振、清平伯吴遵周、永宁伯王长锡、平江伯陈治、都督袁佑、周铭、周铎、周铉等共60余名明朝大员,斩于西华门外。李双喜将“中吉营”拷讯的明官员彭琯、李逢甲、申济芳等53人全部绞死。李自成将尚未处决的原明诸官员都集中到刘宗敏处,“累累坐路侧,按籍次第杀之。”到二更时,才停刀,释放了其余的人。
四月十三日,天刚亮,李自成正式出师,在大将刘宗敏、李过等一批将领的簇拥下,自成出正阳门,留守京师的牛金星、宋企郊等官员送至金水桥。百姓闻讯,多跑到东西长安街上观看……
在李自成和他的重要将领后面,还有几位引人注目的人物,他们是崇祯的三个儿子:太子朱慈烺、永王、定王,以及三桂的父亲吴襄,各骑一匹马,随后而行。自成把他们挟往山海关,目的还是指望利用这几个重要的人质,对三桂作最后一次的争取。自成要让三桂亲眼看到亲生父亲还牢牢地掌握在他的手中,如念父子之情,投降还不算晚。同时,他也暗示,如仍迷途不返,他会随时将吴襄处决。自成携带明太子及二王,也是出于同样的用意。
此时,李自成的亲率的顺军在六万人左右,加上白广恩和唐通的兵力,总数约为十万人左右,号称二十万。吴三桂有兵力五万人左右,号称十五万。
吴三桂探知李自成率军攻关的消息后,一方面派人出关向清朝请兵;一方面又派出高选、李友松、谭邃环、刘泰临、刘台山、董镇庵等六人作为他的代表,前去李自成军营诈降。目的是先稳住李自成,延缓其进军,争取时间,既加强关城防御,高选六人行至三河与农民军相遇,见李自成,诡称吴三桂愿意投降,希望不要进攻。李自成对此真假难辨,虽不敢全信,仍对三桂抱有希望。不过,他并没有放弃军事进攻,他还是把这六人带在军中,企图亲去招降三桂。因为受到这六人的诈降欺骗,李自成没有急于行军,行速缓慢,给三桂腾出了请兵与备战的时间。
李自成率大军行军九天,迟至四月二十一日才到达山海关,黄昏时至山海关外十五里的地方。李自成兵临山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