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刻后,ray回过来:“卡帕是犹太人,本名叫安德鲁·弗里德曼,绰号’鲨鱼’。为了躲避纳粹他逃到巴黎,把自己设定为一个美国摄影记者,名叫罗伯特·卡帕。他一头黑发,脸如鹰隼,是个很潇洒的人物。关于他也有一些负面的传闻,但我觉得无论如何,都无损于他作品本身的伟大……”
“据说他追逐战争和女人都不遗余力,而且经常勾引朋友的妻子。”我说。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说这个,而不说卡帕最有名的照片《倒下的士兵》有传闻说是假的——并不是他拍到了那个西班牙士兵脑袋中枪的时刻,那个士兵可能只是踩空跌倒。也许我终究认为,一个人的个人品行和他的作品是应该挂钩的吧,只有品行过硬,作品才能称之为伟大。
“莫老师您觉得呢?”
一位摄影师拿他们正讨论的问题询问我,把我强行拉回当下。
“别,别叫我莫老师,莫嘉叶或嘉叶就好。”我连连摆手。
因为我开了个人摄影展,所以就有资格被称为老师了么。我不喜欢事情是这样的。他们在探讨摄影作品的创作者,一派坚定地认为自己是创作者,一派认为自己不是。
“您为什么认为自己不是呢?”我问一位摄影师。
那是一位枯瘦的中年男性,戴着卡其色的藤草编织礼帽,脖子上挂着一台尼康。他回答说,“我不觉得我的作品是我拍的,我认为是我和被我拍摄的人合作共同完成的,我和他都是创作者。”
手机在手中微微震动了一下,但我顾不上看。想了想,我说,“创作是需要主观能动性的。如果您认为被摄者也在主动参与创作,那么我认为共同创作是成立的。”
“那么莫老师您呢?”他们环顾墙上我的作品,“您认为您是共同创作吗?”
“不,不是。我是创作者。”我斩钉截铁回答。
他们和我不是一样的工作方式,恐怕也不了解我的工作方式。墙上这些照片,甚至不是我工作室拍的肖像照,除了我自己和阿巫的两三张,其余都是陌生人。没有一个陌生人是按照我的意愿表露出他现在照片上的样子,也没有光线和场景是遵照我的意愿呈现,我只是端着相机观察,等待,再等待,然后捕捉。我无法向他们说明墙上的一张展出照片背后,是多少张被废弃的。这不是在摄影棚里的摆拍,也不是告诉对方说,我要给你拍照了,你注意和配合一下。
——说起肖像权,又是一处要感谢ray的地方,他委托了律师处理,要我不必操心。
所以,我当然创作了,选择并按下快门一刻即是我创作的初始,后期的调校是我创作的继续。每个人每天会有无数思绪和感受在心里流经,然后变换成无数表情从脸上掠过,是我把其中的一瞬定格,凝固下来,犹如时空的切片,成为永恒。
我是创作者,不容否定。
身为人类,我觉得在无论是真谦虚还是假谦虚的所有情境里,唯一不需要谦虚的就是这个:是的,我是创作者。是的,我是作为者。没错,是我干的。
这一承认,乃至于需要延伸到所有人类事务里。如果每个人,每时每刻都能担起责任,承认自己是作为者,那么这个世界或许会变得不一样,无疑会更美好。
离开这些摄影师,我在一个安静的角落打开ray的消息。他说,“卡帕曾失去他的一生所爱。他的爱人格尔达·塔罗也是摄影师,被坦克碾死,之后他就变了一个人……至于他自己,后来在越南踩到地雷,一条腿炸没了,过了好久才死去。他拍照凑得太近了……”
“好,以后我会尽量离远一点。”我说。
尽管这样开着玩笑,但我想的却是,是否卡帕的经历中有一些与ray相似,所以他才这样了解这位摄影师。是失去一生所爱那部分吗?他只提过离婚,却并没有说原因和具体情形,是哪种失去,难道小影的妈妈已经离开人世?
“我有没有认真向你道贺?展览十分成功。《短篇故事》是一个很好的名字,你的作品都已超出它自身之外。祝贺你,嘉叶。”
“谢谢。”我略去了“你和你的支持”。
展览五点半结束,虽然站了一天腰酸脚痛,但我的心情却极愉悦,欣然去赴阿巫发起的庆祝宴。阿巫私下和我说,明面上是庆祝我的个展,暗里也是希望化开大平和梦露间的别扭。我当然赞同。然而无论我们两个怎样卖力,梦露对大平说话始终笑魇如花但却不免夹枪带棒,而大平多半沉默不语,要么装作没听见,并不像以往般怼回去,最后梦露也觉没意思,便只与我和阿巫说话。我和阿巫却不肯也不愿冷落了大平,于是又把话题抛给他。我们四人从未如此艰难相处过,到最后,我和阿巫身心俱疲,我以明天还要去展馆为由提出早退,于是大家散场。
到家已是十点,一出电梯,即看到世德。
“碰巧在附近,想来看看你。”他说。
碰巧?那还真是好巧。碰巧我今天个展开幕诶。我只想一想,并没有气力说出来,无言走向公寓。
他毫不迟疑跟随我,进门即说,“我们都成了头脑的牺牲品,从自己的想象中反应。我那天说的话并不是本意,只是头脑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