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妙云和杨宪谈及的问题,是国之根本,是国之存续的——教育问题!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而如何提高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
靠的就是教育,普及教育,让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接受教育,加大受教育群体基础,任何事情,有了基础土壤,才能开花。
这就是科教兴国。
可目前摆在大明面前有一个重大的问题,那就是即便如今杨宪编纂出了汉字拼音等一系列基础教育的教材,可到了具体执行这一步,仍旧需要有人去教,去传授知识。
教师的缺失,是最为根本的问题。
或许在京城、扬州开办各式小学与职业学校,还能够找到了老师。
可放眼整个大明,就算是江南一些地区都捉襟见肘,更不用说是中部、西部,漠北、高丽、东瀛,师资是完全不够的。
在古代,开办私塾教学的先生数量本就希少,因为在杨宪准备开展教育改革、普及全民教育之前,知识是垄断的。
明朝时期,全国官员数量大约20万,还有大量的吏,以及试图通过科举考试出头的人。
一般认为,明朝的文盲率是百分之八十五到九十,也就是约十分之一的人识字,基本都是男人。
而且,这个识字群体主要是在城镇,乡下数量就很少。
比如,明朝很多看起来很不怎么样的太监,能够做到秉笔太监的职务?
而秉笔太监相当于皇帝的私人秘书,或者说办公室主任,地位是极高的。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太监基本都是最贫苦的农民担任,要不是真的吃不起饭了,谁愿意把自家孩子送到宫里当太监,这里面识字的人太少了。太监如果识字,就是非常稀罕的事情,很容易高升了。
事实上,在历朝历代中,明代的识字率已经算高了,百分之十五也不少了。明代出现了小说的大爆发,民间还有大量的藏书,都是因为识字的人较多。
比如再往前的元朝就惨了。
蒙古人虽有自己的文字,但大部分人根本不识字,也不想识字。
在元一朝,科举考试也一度被废除,甚至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工六农、七匠八娼、九儒十乞的说法。
在元朝很长一段时间,读书人地位极低,被认为是毫无用处的人。在马背上厮杀的蒙古人看来,只靠吟诗作对就能成为国家精英,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读书人的地位都一度排到娼妇后面,就可见一斑了。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元代民间识字的人就很少了。
朱元璋生于元朝末年,他就不识字。直到朱元璋做了和尚,需要看懂经书,这才开始学习认一些最基本的字。真正学习文化,还得等到他加入义军,成立自己的小班子后。
当时朱元璋加入红巾军后,之所以郭子兴看中朱元璋,除了老朱长相魁梧异于常人外,还有就是觉得这个年轻人聪明绝伦且上进。在别的士兵只顾吃喝玩乐捞钱的时候,朱元璋却向军中的秀才们学习知识,文化水平越来越高。
隋唐之前的话,识字率同样低得吓人。
因为在隋唐之前,知识是完全垄断在那些世家大族手中。
与此时的高丽的情况很相似。
这些世家大族手中掌握了世上最优秀的教育资源,拥有浩如烟海的藏书典籍,这一切,他们只会拿在手中,即便是自己不看,也绝不会公诸于世给别人看。
更不用说传播、教导了。
因为知识,就是他们作为贵族阶级维持自己阶级利益最有力的工具,之前高丽那帮子家伙就连这点也是学的我们,而且落后时代版本。
如果普通百姓都学会文字,有了文化,那么他们身为贵族阶级又有什么优势呢。
为什么这个时期,世家大族能够经久不衰,横跨数百年屹立不倒。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只有有文化的人才能当官,而知识文化就掌握在这些世家大族手中,再加上九品中正制,这才会导致这个情形。
在那个有志难申,万事难成的时代,俗世洪流能够站得住脚,已经是千辛万苦,想要出人头地,那是比登天还要难。
隋唐的科举制,确实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普通百姓起码有了一条能够上升的通道。
不少底层人通过科举不仅改了自己的人生,也在各自时代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要知道日后有着大明第一首辅之称的张居正,其出身更是军户,也就是贱籍,就是往前考其三代,也没有一个可以说得上有地位的人。
科举之后,虽然情况要好太多。
可要是当对象是全体百姓的话,绝大多数想要读书的人,还是苦于无书可读。
如今大明经济在杨宪的努力下,已经往上跳了几个台阶不止,如果没有之前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这次教育改革也是不可能成功的。
普通人家的孩子,要忙着放牛忙农活都来不及,又哪里会有金钱、有时间、有精力去念书。
可以说,杨宪来到大明后所做的一切,早已按部就班,为这个国家,为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