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县城里面,只有出过县级干部的家族才算顶级。
县级干部算得上“高干”,退休后还有一定影响力,可以惠及孙子这一代,换句话说,可以保证三代昌盛。
可一个县城里面县级干部凤毛麟角,正县级领导岗位仅有四个,分别是书记、县长、人大主任、政协主席,如果人大主任由书记兼任的话,又少了一个位置。
接下来是副县级领导岗位,有县委常委、副县长、人大副主任、政协副主席,也就是“四套班子”领导,再加上少数特殊的副县级领导,比如开发区党工委书记、主任,县委党校常务副校长.......满打满算也不超过四十人。
值得一提的是,在2002年那个时代,不是讲“四套班子”,而是“五套班子”,把纪委也算了进来,但纪委副职级别不够,这样讲从政治逻辑上不通,因此以后越来越少提“五套班子”,而是提“四套班子”。
其中,这些县级领导不都是本地人,甚至大部分都不是本地人,尤其是书记、县长等重要领导岗位,根据有关规定要回避原籍,多是上级单位派下来的,干几年就走了,留给本地人的县级职务其实根本没多少。
在职的两只手都数得过来,再加上退休的几十个,组成了一个县城最顶尖的权力结构。
本地人一旦干上县级领导,必然在实权正科级岗位上浸淫过多年,根基人脉非常深厚,门生故吏遍布全县,虽然可能只是个人大副主任或政协副主席,但地位不同凡响,甚至能形成家族势力,不可小觑!
后世2008年,北大某博士在某省新某县挂职县长助理两年,作了一个调查,深度反映了中国县级基层的官场现状,发表后引发重大反响。
他的调查称:“该县共有副科级以上干部1013人,其中副科680人,正科280人,副处40人,正处5人。从籍贯上看,正科级以下基本来自本县,副处级以上多为所在地市其他县人。”
“在县里,具有血缘和婚姻关系的政治家族有161家,其中,产生5个以上副科级以上的大家族21家,5个以下2人以上的小家族140家,这就意味着每十个干部中至少有一个背后有家族势力,有20%的干部属于官二代。”
可以断言,这21家大家族里面追溯三代,必然有退休县级干部坐镇,也就是县城里如假包换的顶级家族!
调查又称:“除了21家大家族,还有15家4人型,35家3人型和90家二人型小政治家族,这161家政治家族几乎把持了该县大大小小的政府部门。”
“近年,政治家族子弟有向纪委,组织,公检法,县委办等核心部门聚集的趋势,同时向外部延伸........”
调查中提到的小政治家族则是由实权局长、乡镇党委书记、少数几个大老板构成,人数不超过一百,也可以称之为一流家族。
其中这些大老板们所从事的产业多是资源型行业,比如砂场、煤矿、石场,其从事特点是门槛极高,主要核心竞争力是有关部门的批文........
顶级家族和一流家族这些政治家族,构成了县城里的特权阶级。
该调查总结了县城政治家族存在的特点:
“1、不少都是行业内或者系统内繁殖,具有一定的世袭性,比如岳父当过某乡书记,他的女婿后来也在该乡当书记,姐夫和内弟都在组织部副部长的位置上干过;”
“2、副处级以上的县领导子女一般至少有一个副科,不少还是正科;”
“3、政治家族的大小和家族核心人物的权利和位置成正比,核心人物权利和位置越重要,家族内出的干部也就越多,同时和后代数量也成正比,后代越多,家族内出的干部也越多。”
“政治家族形成了地方利益集团和势力集团........”
可以看到,政治家族的目标不光是这一代富贵显赫,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子女,并通过联系这种方式,将优势固化下去。
中国的主体是熟人社会,在县城里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在县城官场里混,除非有很强的能力和机缘,否则关系是第一位的。
一个位置,你也行,人家也行,这个时候拼什么?
不就拼关系,看有没有人给你说话么?
中国的体制就是这样,从上到下,而不是从下到上。
蒋明安所在的供电公司是实权单位,但政治地位和发计委、财政局这些能产生县级领导的单位还差了一筹,再加上蒋明安只是二把手,所以他们家只能算是次一流家族。
只差了一级,只能算边缘化的特权阶层,也就意味着地位不稳固。
稍有不慎,蒋明安辛苦一辈子积累的优势就会化为泡影,出现阶层跌落。
同时,也意味着,蒋明安有更强的焦虑感,他在基层混了一辈子,什么都见过,深知里面的艰辛,更知道大树底下好乘凉的道理,因此,他有更加强烈的联姻欲望。
他是农村出来的,穷怕了,实在不能接受子孙再回到那种状况!
而他只有一个女儿!
他们家族想要延续辉煌,甚至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