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9章：墨水战场

9.139墨水战场

武田中队的遭遇不过是当天第6师团所有一线部队遭遇的一个缩影！在黄浩然的指挥下，黄梅地区的中国军队向日军展开了全方位的“宣传战”。黄浩然甚至还动用了苏联援华航空队的轰炸机空投传单和宣传画，成功的在第6师团内部引起了思想混乱，措手不及的第6师团师团长稻叶四郎中将被迫陷入了一场“特别的战争”之中。

对于黄浩然玩的这一手，华中派遣军只能是哑巴吃黄莲，无法发作！这可和日本人乖张狂妄的性格有些不相符合！

你可千万别以为日本人这是良心发现了！东京不敢反击的原因其实是因为在皇军的内部，也有着一支差不多肩负同样使命的“笔部队”，他们炮制了更多不堪的言论！

日本的“笔部队”及“战争文学”与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国策”的形成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日本侵华“国策”的形成过程中，日本早期的一些启蒙主义思想家和作家起了非常恶劣的作用，其中福泽谕吉、中江兆民、保田与重郎、武者小路实笃等人更可谓“功不可没”。

被称为“日本近代文明缔造者”的福泽谕吉是日本启蒙主义思想家、文学家，也是最早关注中国问题的日本人之一。他对“国策”形成过程中的“贡献”在于他创作的《文明论概略》第一次把中国从“文明”国家的档次降低为与日本平起平坐的半开化国家。到了后来，福泽谕吉干脆把日本看成是“文明”的化身，而中国则被说成是“野蛮”国家的代表。正是这位出身低贱而又性格叛逆的学者，坚决主张日本“脱亚入欧”，并推动日本一步步走上侵略扩张的道路。

而被称为“鬼子兵的思想家”的中江兆民则有过之无不及。在其《三醉人经纶问答》中，中江兆民精心安排了“绅士君”、“豪杰君”与“南海先生”三人之间的一场“酒话”，采用“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方式暗示日本在“亚细亚那一大国”(指的就是中国)的利益。如果说中江兆民的侵华思想多少还有些“犹抱琵琶半遮面”，那么“日本亚洲主义的代表”冈仓天心就有些急不可耐了。他赤裸裸地鼓吹亚洲的一体化是“东洋的理想”、“日本的伟大特权”，他的这一套理论主张后来被军国主义当局利用，成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理论根据。武者小路实笃曾经追求过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然而他更是一个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他大肆宣扬“日本主义”，“死的美学”等，鼓吹“大东亚战争”、“克服死亡”、“大东亚共荣圈”等。至此，日本思想界、文学界的侵华思想已经走完了从萌芽到成熟的整个过程。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日本文坛的一些代表人物的侵略宣传、战争叫嚣与后来的军国主义、法西斯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并为发动战争、全面侵华制造了“法理”基础，进行名目张胆的文化挑衅。

可以说在日本侵华“国策”的形成过程中，日本文学家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全面侵华战争开始之后，日本战争决策层越来越认识到，虽然战争的核心是武力战，而扩大武力战效果的则是经济战、思想战、宣传战，其中尤其以宣传战的影响最大。

因此在“七七事变”爆发之后，日本军部立即在全军设置了军报道部。在军报道部的组织下，日本各报纸和新闻社派遣了空前阵容的随军记者进入中国战场。当时，由各报社直接派遣的记者称“特派员”，受陆、海军委托派遣的则成为军队文职人员，隶属陆、海军省报道部，称“报道班员”，他们分别穿着不同的制服，也佩挂胸章，其中享受高等官待遇的还与作战部队军官一样佩戴军刀。在大举进行军事进攻的同时，日本政府开始进一步强化国内的军国主义体制，要求举国一致进行侵略中国的战争。

为配合日军战场上的进攻，日本在全国实施“文坛总动员”。绝大多数日本作家都以各种方式“笔征”，积极服务于日本侵华战争的需要。卢沟桥事变之后的第四天，日本首相近卫文麿迫不及待地召集各新闻通讯社的代表“恳谈”，要求他们全面“协力”日本的侵华战争。7月13日，近卫文麿又召集日本几家著名的杂志社———《中央公论》、《改造》、《日本评论》、《文艺春秋》———的代表，向他们提出配合战争的要求。8月24日，日本政府发布《国民精神总动员实施纲要》；9月25日负责战争宣传的“陆军情报委员会”升格为“内阁情报部”。至此日本的战时文学政策已经初具雏形，日本国内的报刊、广播等舆论工具也开足马力，向国民全面展开了规模浩大的战争宣传。

“七七事变”之后，日本一些文人、记者，以及“士兵作家”、随军僧侣等，纷纷携笔走上战场进行“笔征”，组成鲜为人知的“笔部队”。他们以笔为枪煽动“圣战”、美化战争，为侵华日军歌功颂德。与那些在战场上杀人不眨眼的日本鬼子兵朝夕相处的，还有一批日本文学家、记者、诗人等。

“笔部队”主要由随军记者、士兵作家和职业作家三部分组成。这些“笔部队”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进行“笔征”，或为侵略战争摇旗呐喊，鼓吹侵略，美化战争；或一手操枪一手握笔，一边亲自参与屠杀，一边宣扬“圣战”和“武功”；或参加各种军国主义文化和文学组织，炮制“战争文学”……

“笔部队”的采访报道必须严格遵照军部的要求，从而完成“笔征”的使命。所以“笔部队”热衷于采访报道那些在日本已有知名度的士兵。友田恭助本名伴田五郎，1899年出生于东京，在应征之前是一位当红的话剧演员。在淞沪会战爆发后的第十天，友田恭助在进攻上海渡过吴淞口时中弹阵亡。《读卖新闻》随军记者真柄，冒着弹雨用摄影机在近距离拍下了友田恭助中弹倒下的过程，在日本国内播放后引起很大反响。

“笔部队”更是长篇累牍不惜笔墨地渲染日军的“英勇”与“无畏”。《东京日日新闻》以“百人斩，大接战，勇壮向井、野田两少尉”、“百人斩，超纪录，向井106—野田105，两少尉延长战”为标题，刊登了这次骇人听闻的“百人斩杀人比赛”。此外还连续刊登该报随军记者浅海、光本、安田、铃木等4人，分别从江苏常州、丹阳、句容、南京发回的现场报道，详细报道了向井、野田两人在无锡横林镇，常州车站，丹阳奔牛镇、吕城镇、陵口镇，句容县城，南京紫金山等地刀劈百人的经过。这些报道不仅时间、地点明确，杀人过程及其数字清楚，而且还配发了图片！

这些表面上文质彬彬的“笔部队”与穷凶极恶的枪部队互相配合，上下呼应，双管齐下，相得益彰。枪部队在战场上源源不断地杀人，“笔部队”笔征四方，不停地煽动“爱国主义”，为枪部队喝彩打气。“笔部队”是日本侵华文学的炮制者，也是侵华战争的煽动者、鼓吹者，是所谓“思想战”、“宣传战”的主体，是日本对华进行文化侵略和渗透的主力，在侵华战争中起到了“枪部队”所不能替代的作用。

由此可见，和日本人的歹毒用心比较起来，黄浩然发动的这场宣传战充其量不过是一次“言论反击”！是以彼之道还施彼身！

要想答应这场阴暗面的较量，日本只能采用同样的宣传战反击回去！此时“笔部队”已经接到了东京的命令！

当然，仅仅是这样的一场宣传战还不足以让稻叶四郎师团长下达让部队停止前进的命令，最终让第6师团临时停下脚步的真正原因其实有两个，第一原因是第25集团军这支中国王牌突然出现在黄梅战场，使得第6师团感觉到了兵力不足，另外一个原因则是发生在独山镇的一场“意外”战斗。

独山镇位于位于风景秀丽的皖西地区，附近有一条公路，公路两侧山岭起伏，村落点点。这里土地虽然瘠薄，但民风彪悍。

由于独山镇背靠着龙感湖，一旦占据这里，便可以渡过龙感湖穿插到和九江隔江相望的分路镇和小池镇，建立前进炮兵阵地，所以这一带没少打过仗。

中原大战的时候，独山镇为了维持地方治安开始成立民团。颁布了独山镇乡团章程，勒令民户捐款买枪，费用按拥有土地的多寡摊派。

独山镇规定，凡有土地一垧（十亩）以上的农民必须出钱买枪；无力单独购买者，联合几户合购一支。结果截至中原大战结束，独山镇下属各乡共拥有长短枪四、五千支，实力颇为雄厚！平日里不打仗的时候这些民团由县警察局派出的队长管理。

而紧靠独山镇临近龙感湖的下新镇，也同样建立了好几支民团，拥有长短枪四、五干支，这就等于当地的民团规模有一个师左右！(未完待续，如欲知后事如何，请登陆，章节更多，支持作者，支持正版阅读！)(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