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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处理这件小事的人非常、非常多。但我都不想联系。我总觉得这是在索要曾经人情的报酬。我实在拉不下脸开口，或者说，我一想到要这么干，就倍感煎熬，甚至产生了人格受损的羞耻。

我到现在也说不清，我这种羞耻是怎么回事。我有时挺没脸没皮的，可有时又对麻烦别人产生强烈的恐惧。

就在我垂头丧气，不知如何是好时，一位beta女性工作人员敲了敲门，拿着本文件夹走了进来。

这位工作人员应该是局长的职称，胸前的徽章上比我对面的工作人员要多五六个。她的年纪也大许多，头发有一半都是花白的。

两位工作人员小声地交流着什么，我听不清，但我总觉得那个beta工作人员格外眼熟。

终于，在她转身离开前，我认出了她，“你、你是民政局的那个局长！”

她看向我，眼睛也瞪大了，她指着我，同样不可置信地喊道，“你、你是在我这儿结过三次婚的姜先生！”

一旁的工作人员似乎没料到我还有这层关系，也吃惊地来回巡视我和她。

这是什么天大的缘分！

这时，我的羞耻忽然没了，却而代之的是没脸没皮。

我哭丧着脸和她讲述了目前我的处境，“能不能给我开个后门，”我双手合十，无比诚恳地恳求她，“我让我的养子、侄儿结婚都找你。”

为了能混过过关，我不惜夸下海口，“我的养子和侄儿可行了！”我大手一挥，当即决定了柏莱和姚乐成的牺牲，“他们都和我说要结七八次婚！”

她同样衰老下去的面庞，浮现出似曾相识的动容，目光甚至都有了几分对人才的慈爱，像极了看我第三次结婚的样子。

可她叹了口气，“姜先生，我很想帮你，”她指了指胸口代表职称的徽章，“但我现在已经收手了。我都不在民政局当局长了。”

我再次垂头丧气下来。

大概是对我的怜悯，局长并没离开，她返回到工作人员旁边，指着面板上的信息，和他说了几句。

我以为彻底没戏的时候，局长忽然抬起头，喊向我，“姜先生，其实不被认证为高龄独居老人还有一种办法，”她笑眯眯地说，“只要名下的可视资产足够多就没问题。”

“但几乎没人能达到这个‘足够多’，因此只有由局长申请，才能开启审查程序。”她向我解释。

我赶忙追问，“那足够多是多少？”

局长将面板转了个方向，让面板呈现的内容对着我，一条又一条密密麻麻的清算项目和资产估值填满了所有空间，我恍惚地看着局长的手向下滑动，越来越多的字符出现，我的目光甚至都没有落脚点。

“像姜先生你名下的可视资产这么多。”局长说。

“这是我的？”我摇着脑袋，我虽然不太管钱，但我很清楚，除了积蓄外，我没别的任何资产，“我没有这么多，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局长没说话，只是把面板递给我。

她也感叹道，“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可视资产。”

我戴上老花镜，接过面板，再三确认后，我后知后觉地发现——这些琳琅满目、数字夸张的资产全都来自裴可之。我逐一点看那些条目，看它们转到我名下的时间。

现在，我可以确定，这些资产都是裴可之在离世前，转到我的名下的，全都是属于他的个人所有资产。其中所产生的利息会直接打进我常用的账号里。

难怪有几次我结账时，明明记得余额不充足，要换个账户支付。可没等我操作，对面的收款机就跳出‘扣款成功’四个大字。

我将此视为记忆力不好带来的幸运事件，带着捡到自己便宜的心，高高兴兴地提着购物袋回家。我竟从没怀疑过。

裴可之应该是知道我不会接受。因此，他在有次闲聊时，故意向我透露，他的财产都会交给了一个基金会打理他知道我在这之后便不会追问。他隐瞒了。交给基金会打理的仅是他继承的家族财富。

裴可之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捧着面板上的资产清算，哭笑不得。

不论如何，我猜他这么做的重要原因之一，肯定是带有恶作剧地想让我去猜，他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做。

好吧，裴可之，我等会回去绝对不拍你的罐子了。

我心想，今天赏你吃牛肉炖土豆。因为我想吃。

猛然成为了超级大富豪，我成功摆脱了被认证成高龄独居老人的烦恼。眼下最迫切的需要，也变成了针对这些巨额财产的配置。

“我现在有两笔养老金，请取消一笔吧，”我对工作人员说，“其他补助、福利和荣誉金也都给我取消吧。”

留下的那一笔是直接转给莫亚蒂的。我也不知道他究竟有没有使用，但有总比没有好——不知道裴可之把他的资产转给我时，是不是也有这个想法？

工作人员像是听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身体向后仰倒。

他请我重复了三次。直到旁边的局长看不下去了，恨铁不成钢地敲了敲下属的头，替他接过了我的话。

“姜先生，你确定吗？”局长问我我点头，非常确定，“我不需要这些钱，它应该流到更需要的人手里。”

局长忽然坐到我跟前，她双手拢成三角形，搭在下巴处。她盯着我，久久不语。

盯得我有些不自在时，她深沉地开口。“以前我就知道您不简单，我在民政局的几十年里，也只遇见您初心不改，砥砺前行，连连结三次婚。”

“真是太让人感动了，”说着，局长竟潸然泪下，“您牺牲小我，成全大我，以您的婚姻，造福了整个社会的结婚率！”

局长果真到哪儿都是局长。

我的脚趾扣地，时隔多年，那种不管怎么样，想要立马消失，哪怕吊死也好的欲望再次涌上我的心头。我绝望地发出呐喊，“倒也没这么夸张吧……”

局长一抹眼泪，郑重其事地拍打我的肩膀，慷慨激昂地说，“您果真是共产主义战士！”

旁边的工作人员明显是想要进步，跟在后面溜须拍马，“太有个性了！局长说得太对了！太有道理了！”工作人员鼓掌鼓得跟海豹似的，“这就是摇滚！这就是朋克！”

我，“……”好想死。

解决好了这些手续问题，我总算能心无旁骛地出门游玩。再也不用担心在检票时被拦下来，询问监护人之类的事了。

今年夏天，我八十二。我掰着手指头数了数，总觉得自己也没几个年头能活了。

可能如今就是我生命的最后几年？我也不知道。这个问题得等我濒临死亡，回望现在的时候才能回答。

但不管我还有好几年能活，我都打定了主意要出门溜达。

以前我出门总是要一个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