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是biid的话,这项手术的历史由来已久,最早应该北美那边开始有人尝试进行这种手术,然后,因为那边的法律也不允许,据我所知后来一直在马来西亚为主的东南亚一带进行。泰国的话近些年发展非常快,曼谷又几乎算得上是国际化大城市,办理医疗签证去那边就医和治疗慢性病的人也越来越多,所以如果你说你去了曼谷,我猜多半是这种截肢类的外科手术。”沐春说完继续跑着。
张抬起湿湿的手腕对沐春比了一个大拇指,“我怀疑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你不知道的事情。”
“有啊,我想知道你有没有花时间研究biid患者的大脑问题,是否可以通过神经外科手术加以纠正。”沐春说。
“biid患者大脑的右侧顶上小叶这一脑区比普通人更薄,目前来说,神经外科手术没有办法改善这个问题,几乎是无能为力的。而且这些病人既没有癫痫,并且意识清晰,也没有明显的其他生理问题,我其实非常困扰。”张坦然相告。
喝了几口可乐的张有些烦躁,这个纸质吸管绝对是一种反对人类享受碳酸饮料之伟大乐趣的愚蠢发明。
张索性把吸管抽了出来,因为他现在每吸一口,当嘴唇离开这跟吸管末端的时候都会被随即涌出来的可乐弄的异常狼狈。
处理完吸管后,张又说道:“我找不到脑外科手术对身体完整认同障碍biid有什么好处,目前也没有看到有关的研究,这就是我想要去泰国看一看病人原因,回来以后我也想知道如果顾一平这样的病人再出现,我能够给出什么样的建议。”
“一定会再出现的,就连顾一平都可能会再出现,身体完整认同障碍和其他认同障碍一样,非常不容易纠正,因为我们等于要重构大脑完全没有这种连接的部分,甚至比这个还要复杂,大脑的一部分确信它们是在身体上的,另一部分却完全不去感知他们的存在。”沐春越跑越快,思绪却丝毫不乱。
“是这样的,所以病人应该是很清楚自己是确定要进行截肢手术的,不存在误诊的情况下,我认为这种手术”
“等一等。”沐春打断了张的话。
渐渐放缓了跑步机的速度,沐春改跑步为快速步行,道:“不要轻易说出应当执行这样的手术,即使你是这样想的。”
“我了解,因为这种事情毕竟在法律的边缘,我们国内也是没有办法进行这类手术的,那么我们还能做什么?遇到这种病人的时候,我们还能做什么?”张急切地想要答案。
“这个事情说来话长了。”
“说来话长,首先是完善评估,不仅仅是biid这类患者的评估,这类评估不是由身心科就能完成的,显然需要神经科的建议。一套标准化的主观评估和检查之外,还应当有较长时间的观察期,除此之外,必须与患者充分沟通截肢手术的全部内容,确保患者完全理解截肢手术对他未来身体的影响以及生活的影响;严格来说,应当要求病人对自己截肢后的衣、食、住、行做出完整计划。
他会如何应对截肢以后生活种的几个重要部分,工作将如何继续?是否要因此放弃工作?家庭经济状况如何保证?截肢后是否能够有能力继续保持现有的家庭经济水平?
自己将如何照顾自己的起居?或者是否已经有了清楚计划将由谁来负责照顾他截肢后的康复期以及未来的生活。
另外,是否做好充足准备,取得家人的认同。
我能想到的就是将这一切都落实到更细微之处,以最大化的避免可能出现的问题。
当然据我所知,大部分接受截肢手术后的成年人,都获得了更高的幸福感。”
沐春说完,张充分认同后,点点头,“我相信这些都已经做的很完善。但是你怎么会知道的那么清楚?是沐春老师自己思考的吗?还是你是不是知道什么?”
沐春为了避免张疑惑,立刻解释了一下,这些事情他虽然了解一些,但是并非认识从事这方面手术的人,也不了解这方面的组织和团体。
至于其他的,都是他在顾一平的案例出现之后总结和思考的。
沐春继续说了下去,“我们还应该可以在这些之外做一些事,尝试一些其他可能有效的治疗方式,尤其是在面对青少年甚至十岁左右孩童的时候,我们在慎重和谨慎之余还能做些什么?”
张立刻接上沐春的话,“面对孩子或者25岁以下的年轻人,最好的方式,也是一直在做的方式是等待。
每一年到两年,患者会重复提交一份在线评估表,如果是未成年人则会由他的父母帮助填写。其他我这边就没有了,我知道的全部就是这样。”
“已经非常全面了,我这边还能想到的治疗方法我之前有和你稍稍说起过一些,不知道你还记得吗?”沐春的态度很谦虚。
“好了,你就不要跟我那么客套这么多了到底有什么办法快告诉我。”张说道。
“不,这方面还是你比我更专业一些,我毕竟还在初步建立一个评估体系,一部分是医生评估,一部分是患者自述问卷,还有一部分是医学检查。治疗方法除了刚才我们讨论的这些,还包括有厌恶疗法以及谈话疗法。
先说谈话疗法,重点是要让患者带着问题去思考,我们需要给出比较明确并且简单的问题,例如:如果世界上有一种吃了以后能让你不想截肢,你会愿意吃那颗药吗?”沐春说完,静静地看着张。
张忽然有一种自己是biid患者的代入感,立刻跟着沐春的话思考起来。
“我不知道,我想不出来,也许应该会的吧。”张一本正经回答道。
“张博士,你的代入感有点太强了吧,这样很容易被催眠的。”沐春说着给张扔了一粒巧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