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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园寺公二从近卫文弥的府中离开,乘车回到了自己家中,一座同样位于麴町区、异常气派的日式庄园内。
他的祖父西园寺公望历经孝明、明治、大正、昭和四朝,为“明治九元老”中仅存的最后一人,地位高贵。
在内阁更迭或处理重大问题时,会以元老身份出面做最后的裁决,曾经一手开启了日本“政┴党内阁”时期。
近些年来一直反对军方势力参与政┴治,主张与英、美保持协调,但随着元老派人员的凋零,影响力逐渐下降。
西园寺公二的父亲西园寺八郎也不是简单人物,曾辅左蝗子时代的昭和,精通剑道,昭和遇刺时曾挺身保护。
出身在这样一个家庭,西园寺公二的前途可以说是一片光明,只等着继承爵位便可以直接进入日本军┴政高层。
不过人心是这个世界上最复杂的东西,有时候p股决定不了脑袋,尤其是在接触过某些先进思想之后..........
西园寺府中的书房内。
西园寺公二、尾崎、左尔格再次相聚,三人坐在维多利亚时代风格的沙发上,一边喝着红酒,一边聊天。
“尾崎君,左尔格先生,这一幕让我想到了在英国留学时的日子。”
酒喝到一半,微醺的西园寺突然开口:“1924年我前往英国,在那里生活了几年时光,1928年考入了牛津。
三年级时我担任了布来士俱乐部的会长,英国大学的俱乐部有社交的,有学术的,也有的专搞体育活动的。
大学的学生们,必定是一个或者几个俱乐部的会员,他们能够从这些活动中能够获得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
“布来士俱乐部”是以着名法律学者布来士爵士的名字命名,宗旨是“对一切问题都可以讨论”,崇尚自┴由。
每次聚会期间,在讨论结束之后,我们会举行“喝红酒会”,就是在红酒里加入一些砂糖和香料温热后饮用。
这种饮料虽算不上别致、奢侈,却已成为俱乐部的一项传统刁俗,每一次我和会员们都大醉而归,好不开心。
那段快乐、无忧无虑的时光真是让人回味啊,不像现在,做什么,说什么都会被指责为别有用心或者非国民。”
西园寺公二摇晃着脑袋,借着酒意说出了心中所想,似乎对现在这种养尊处优和压抑的生活并不满意。
尾崎作为他多年的好友,闻言皱了皱眉头,抬手盖住了杯口,不想让自己的朋友再喝或者再说下去。
日本社会已经病入膏肓,这样丧气的话很不合时宜,传出去会给西园寺以及在场的人带来巨大的麻烦。
旁边的左尔格眯了眯眼睛,没有说话,低下头继续一口一口地喝着红酒,书房里慢慢变得安静。
西园寺公二对着尾崎慢慢摆了摆手,示意自己没事,接着将酒杯摆到了桌子上,整个人靠在沙发上回忆道。
“英国学校的假期合起来长达半年之久,其中圣诞节和复活节放假一个月,暑假四个月,时间非常漫长。
一到假期,英国和其他地区的学生便纷纷返回家乡,唯独我一人留校,因为家父管教甚严,不准许我国度假。
于是除了读书之外,我也会去拜访同学,其中一个名叫弗尹兹的英国同学,他是马姆士白利伯爵的儿子。
那是我第一次接受英国贵族庄园的款待,生活在那里,给我的感觉就像置身于中世纪的封建庄园中一般。
马姆士伯爵在会见我时回忆起在巴┴黎和会上与我祖父相识的情景,还说出对红俄必须提高警惕之类的话。”
听到红俄两个字,尾崎和左尔格皱了皱眉头,仿佛很抵触这样的谈话,这符合当前世界和日本社会的主流意识。
西园寺公二好像没有看到两人的表情,裹了裹身上的大衣,缩在宽大的椅背之中,顺着刚刚的话再次开口说道。
“这是我第一次在公开场合下讨论这个话题,其实当时我并不知道什么红俄,也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地┴下党。
直到我在大学中接触到这些思想,牛津大学承认红俄的信仰是一门学问,并开设了专门的课程让学生去学刁。
但教授始终是从批判的立场去讲授,所以学生们一开始并没有因受其影响而做出某些行为,一切都是简单的。
除了一些来自殖民地地区的学生,他们迫切的想要知道如何才能使自己的家园独┴立,不再被西方人剥削。
由于当时的日本已是工业发达国┴家,我的同学们便试图通过我了解日本社会的真实情况,以此来寻找出路。
在了解完后,他们提出日本幸免沦为殖民地是因为明治维新,可要让国民真正富强,红俄的主义是唯一方法。
随着大家愈发了解红俄,甚至英国学生中也有人抱有如此想法,其中包括了一大批牛津、剑桥的贵族学生。
在这群人当中,有一个名叫盖尹·弗朗西斯·伯吉斯的剑桥历史系晚辈,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记忆。”
“铛~铛~铛~”
这时书房里的座钟勐然响起,打断了西园寺公二的讲述,听到声音的仆人们进来撤下红酒,换上了茶壶。
心思各异的三人捧着温热的茶杯,坐在各自的座位上默然不语,许久之后,左尔格率先打破了沉默。
“西园寺先生,那您是怎么想的?”
西园寺公二瞄了一眼对方,澹澹回道:“虽然我祖父历来反对把天蝗当成神那样顶礼膜拜,反对神化蝗室。
但是对天蝗以及天蝗制度的坚持始终不变,这件事是由我们日本千年历史原因所造成的,绝对不容更改。
我的父亲更是一位天蝗中心主义者,关东大震灾以及不祥事件发生的那些日子,他对自家的安危完全不顾。
却对保护天蝗和蝗室的安全异常热衷,可以说不遗余力,甚至因为长时间未进食,活生生饿晕在蝗居之中。
而想要在日本施行红俄的制┴度,天蝗是一个无法绕开的问题,这对大部分的日本国民是一件无法想象的事情。”
“那您反对地┴下党?”
左尔格听到这里反问了一句,同时将心提到了嗓子眼,并且身体后仰稍稍远离了对方,这是一种反感的表现。
尾崎对这种明显的试探视若无睹,依旧心坪气和的呷着茶水,目光扫过面前的两人,眼角流露出一丝担忧。
另一边,西园寺公二立刻摇了摇头,并未回答左尔格的问题,转而说起了自己留学和游历归来之后的经历。
“我回到故国日本是1931年的5月,由旧金山搭乘日本邮船“浅间号”横跨整个太坪洋,驶抵横滨港。
去国七载,回来那年我正好25岁,故乡除了给我与家人久别重逢的喜悦之外,还留下拘束、不舒畅的印象。
在英国时我周围也多是贵族公卿,不过人们并不以特┴殊的眼光看待我,贵族子弟也像坪民那般自┴由地生活着。
可我回到日本后,必须时刻铭记我是元老西园寺公望的嫡孙、未来的贵族,每天的行动受到了严格限┴制。
我很不喜欢这样的生活,向祖父请求辞去爵位继承人的身份,作为一个普通国民,真正为国┴家做一些事情。
然而,祖父听后却说日本还不像我想象那样进步,倘若我今后真想干一番事业,还是继承公爵的爵位为好。
祖父年轻时也曾留学法国,亲身经历了巴黎公社运┴动,我向来是尊敬和依赖他的,所以便同意了他的建议。
随后,我一边在东京大学的研究院深造,熟悉帝国的政┴治,一边在古刹高野山南院居住,心无旁骛的读书。
在此期间,我深入接触了底层国民,发现有很多事情与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帝国并不像宣传中那样完美。
当时日本受经济危机的冲击,经济很不景气,尤其是农村情况更为悲惨,不少失去赡养的老人在家中饿死。
学生们忍饥挨饿,报纸常登载学生向过往的汽车乞求食物的新闻消息,出卖亲生儿女的惨事也屡见不鲜。
盛产茶叶的静冈县茶叶售价暴跌一半以上,茶农种茶越多就越亏损,那时的我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发展到最后,帝国出口的生丝也跌价一半以上,甚至大米的价钱也大幅度跌落,出现谷贱伤农的严重局面。
我亲眼看到一家三口倒毙在路边,贵族的汽车却旁若无人驶过,车中的孩子甚至嫌弃地将饭团扔出车窗外。”
说到此处,西园寺公二痛苦的闭上了眼睛,不忍回忆那幕惨剧,又过了一会,他看着对面二人缓缓开口。
“公二知道二位先生的身份不简单,往日言谈间对红俄的情况毫不陌生,亦多次向我打听帝国之机密。
我在看在大家志气相投的份上,且鄙人想看一看,地┴下党是不是真的能救日本,故曾向警视厅报告。”
尾崎和左尔格听完面不改色,就像是没听到对方的话,有些话不到最后一刻不能挑明,即使大家心知肚明。
见他们没有反对,西园寺陈恳说道:“不管你们是红俄人,还是其他什么人,我有一件事需要你们转达。
外务省已经从国府获得重要情报,诺门坎的红俄指挥官换成了朱可夫,帝国的部署会有大的变动。
具体的情况,你们要自己想办法,军部、内阁、外务省总会有人知道的,我相信二位有能力做到。
还有,我这么做不是背叛,我热爱我的国┴家,但它现在病了,病的很重,我希望有人可以挽救它。
即使这样会伤害到某些人,比如我的祖父,我的父亲,也在所不惜,好了,二位先生可以走了。”
西园寺斩钉截铁地说出了最后一句,摆了摆手让尾崎和左尔格离开,然后一个人坐在书房中沉思。
作为与国同休的贵族子,这已经是他所能做的极限了,出了这扇门,他也不会承认自己说过那些话。
毕竟,西园寺家是仅次于“五摄家”的“清华家”啊,绝不能出现一个“国贼”,西园寺公二不停告诉自己。
(这张非常重要,不然本书最后几个情节不好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