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们在兵力上不占优势,硬攻根本不行,必须想个妥善的办法,傍晚的时候我带了几个人摸到敌营附近的山坡上,仔细观察敌营的情况,我发现白天有民工模样的人出入,看来敌人有民工在抢修工事,我心里就有主意。
我安排人白天装扮成民工模样,分组潜入城去,把地雷、枪支等藏在一个推大粪的车里,鬼子检查时一看是辆大粪车就放行了。
我则带了人分布在城门口处,在南门和北门安排了两队人马,先由里面的同志夜里准备妥当,在敌人集中的地方和必经之路放置了大量的地雷和炸弹,然后由他们夜里解决看门的哨兵,放大部队进城,我们先从南门攻入,敌人一看情形不妙想从北门逃跑时,守在北门的部队又把他们堵在一块空地上,结果很顺利地拿下了这个城堡。
在这个期间,由于是国共合作时期,也经常地和吴贵雄的部队合作,起初还算仁义,我们合作的还算可以,譬如攻打凉城的那次。根据上级的部署,我们派了人给吴贵雄送信,让他从南边发起攻击,我们从北边夹击,然后形成合围之势,把鬼子吃掉,吴贵雄也赞同我们的看法,答应与我们并肩作战。
很快我们就到达了北门,这次我们定的是拂晓时分发起总攻,因为我们离凉城有一段距离,大部队要赶那里起码得夜里二更时分,还得休息片刻,做好战前准备,我算时间应该是拂晓时分。
再说鬼子已经摸透了我们的手法,晚上他们也是如惊弓之鸟,不敢睡觉,探照灯把城门外照得如同白昼一般,他们做梦也起不到我们这次是天快明的时候动手,这个时候,他们的人也都困了,有些已等不及早就解衣上床睡觉,正在做着美梦呢,不想我们的攻击就开始了,打的鬼子摸不着头脑,以为神兵天降。
再说两面夹击,鬼子们更是慌了神,不知我们有多少人,鬼子们不知所措,事先又没有安排,无从下手,只有被动地挨打,有些裤子都来不及穿,有些都穿反了,有些找不着自己的衣服,其慌乱自不必言说,狼狈之像让人忍俊不禁,那一仗打的真是痛快淋漓。
战斗结束后,我与吴贵雄有过一面之缘,那是为了协商缴获器械的安置问题及凉城的守备,当时处于抗战的需要,有几种分配方案待定:一是双方缴获的枪支弹药归个人所有,凉城的守备再进行协商;二是一方要枪支弹药,另一方守城。因为当时我军战略物资比较匮乏,根据实际情况我们请示上级要缴获的枪支弹药,以扩充我军的装备。
上级同意我们想法,答应只要吴贵雄部队同意将缴获的枪支弹药献给我军,我军可以考虑退出凉城,凉城由吴贵雄的部队守备。我就负责同吴贵雄协商这些事宜,很快我们就见了面,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吴贵雄基本上答应了我们的要求,因为这样对他有利,他们装备较好,根本用不着缴获的枪支,况且老蒋对地盘更感兴趣,真是各投所好,所以谈判很成功。
等这一切都顺利地谈妥后,我就想到了婉儿,并向他问起婉儿的情况。他说婉儿一切都好,让我不用担心。我想与婉儿见上一面,他却说婉儿去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还没有回来,我就让他帮忙带信给婉儿,让她不用担心,我这里一切都好,很快把鬼子赶出去后,就可以与她相聚。我以为他听懂了我的意思,也不好意思说得太直白,让他放婉儿回来,正好我也正在与敌作战,顾不得谈情说爱,不如让婉儿在他那里,再说我们经常转战,居无定所,而吴贵雄却是守着一处,基本上没什么战事,相对比较稳定,而且条件比较好。
这是我最后悔的一次决定,也是一个最错误的判断。我始终认为吴贵雄是婉儿的表妹,不可能对婉儿怎么样,但哪里想到后来发生的一切完全改变了我们的结局。
这一仗,我们缴获不少先进武器,为今后作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可能是郝团长在上级那里颇受赞许的一个原因。但是这样反倒让郝团长很快就向南转战,因为当时乌蒙山与鸡鸣岭方园百里之内已基本控制在我们手里,鬼子已经不占任何优势。
正当我们放松了对敌战斗,准备转战的时候,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