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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爽冷笑道:“哼,若是不答应那些世家的要求,他们岂不是要将大魏拱手送给他人了?”
王凌咳嗽几声急忙摆手:“咳咳,那倒不至于,丞相言重了,但依老夫所想,丞相的这个位置恐怕是保不住了,以他们的实力,多半会重新选一个人来坐这个位置,甚至是自己坐上来也不是不可能的。”
曹爽听罢随即又开口道:“若是答应了他们所请,在朝中多给世家的人安排些位置,他们又当如何来回报?”
王凌的脸色随即又阴转晴笑着道:“合则两利这自然是再好不过的,若是丞相答应了,他们也自然会尽心拥护丞相,甚至丞相想要那个位置,他们也会效仿王莽当初的造神运动尽快替丞相实现这个愿望的。”
在王莽推行新政时,屡有旱、蝗、瘟疫、黄河决口改道等灾害出现,由于王莽改制不仅没能缓和社会矛盾,反而造成了天下剧烈动荡,国库也耗费殆尽无法拨款赈灾,造成了民众生存难以为继。
因此于天凤四年全国发生蝗灾、旱灾,饥荒时,各地农民纷起,其中形成了赤眉军和绿林军两大军事势力。
公元23年,王莽在南郊举行哭天大典。
地皇四年,起义军攻入长安,王莽在王揖等护卫下逃往渐台,公卿大夫、宦官、随从还有千余人。守城的王邑日夜搏斗,部下死伤略尽,也退至渐台。这时他的儿子、侍中王睦正想脱掉官服逃命。王邑将他喝住,父子俩一起守着王莽。最后随从王莽的千余人全部战死或者被杀。王莽被起义军战士所杀,校尉公宾就向杜吴问王莽的尸身在哪,杜吴告诉他在“室中西北陬间”,公宾就斩了王莽的首级,悬于宛市之中,数十个军士争相杀王莽,分裂了王莽的尸体。百姓们听说王莽的首级在宛市,‘共提击之,或切食其舌’。
新朝灭亡,王莽的头颅,被后来历代皇室所收藏,直到现在都还收藏在洛阳的府库中。
西汉王朝已经行至强弩之末,关于汉家中衰的谶语比比皆是,有的还给出了具体的时间表,“三七之厄”“百六之灾阸”即将来临。
汉哀帝下罪己诏,罢免宰辅,以当其祸,建平二年,曾一度易号而“再受命”,但这些举措无济于事。在民间,为旱涝、饥荒、盗贼、盘剥所折磨的百姓,在现世无望后,选择拜伏在西王母脚下。
建平四年的春天,关东遭遇了持续大旱,随之,一场浩浩荡荡的传诏筹的群体性事件爆发。民众仿佛着了魔一般,四方奔走,手持木条或麻秆,互相传递,称为“行诏筹”,并且纷纷往长安奔走,路上相遇可达千人,他们披发赤足,行色匆匆。经郡国二十六,在夏季来临时,赶到京师长安。在长安,西王母的信徒们在街巷阡陌间举行祭祀,设博局,行乐舞,来拜祠西王母。此外,他们还传递符书,称“佩戴此符书者,可以不死,如果不信,在门枢下可以看到白发”。如此这般,直到秋天事件才平息下去。
这仿佛是民间自发的宗教狂热,细究之,却是一场组织严密的政治运动,关东二三十个郡国百姓忽然间为同一个信念所驱动,以传诏筹的形式迅速串联,千里奔驰,甚至能动用官家的驿站传行,齐聚长安,在天子脚下,歌舞祭祀,击鼓喧哗,闹腾达数月之久,竟然无国家机器出动遏制?若无系统组织和资金支持,若无幕后主使的强大势力,难以想象,平民可以掀起如此浩大洪波。
奇怪的是,这场运动却倏而来忽而逝,秋后事去无痕迹。那么,问题就来了,谁是幕后主使呢?他为何要操纵这样一场运动呢?史书的记载于此晦涩不明。若观察汉哀帝建平四年前后的政治形势,或许就能寻出幕后主使的蛛丝马迹。
在整个汉成帝时代,因为孝元太后王政君的缘故,外戚王家摄控权力,“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诸曹,分据势官满朝廷”。继王凤、王音、王商、王根之后,后起之秀王莽成为这个家族的带头人。
但是时局变易了。汉成帝驾崩而无子,侄儿汉哀帝即位。哀帝自然亲近自己的母家,傅、丁外戚崛起,试图挑战王家。王莽不得不下野。三年间,他杜门自守,等待时机。其间官吏上书为王莽鸣不平者仍数以百计,可见王家势力的根深蒂固。传诏筹事件发生时,王莽在野,看似无关。
该事件后数月,元寿元年,天空显示了日食的异象,哀帝下诏罪己。周护、宋崇趁机大力颂扬王莽的功德,于是,一道诏令下,王莽又回到了权力的中心。
可见,在时间轴上,传诏筹事件正坐落于王莽否极泰来的转折点上。那么,此事真的与王莽无关么?
在传诏筹事件中,有一个人的感受非常重要,那就是汉哀帝。在建平四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感到无形的压力正在步步紧逼。在第二年,被恐慌折磨的汉哀帝诏令王莽回朝。显然,在这场政治的角力中,他败下阵来。那么谁是此事件最大的受益者,谁就可能是事件的制造者,答案就是:王莽。
在野的王莽,绝不安于闲云野鹤,他一定极力寻找机会重新夺回权力。组织官吏上书鸣不平是一例,但是看起来效果并不明显。于是,民众对西王母的崇拜,成为王莽野心的助力。
从后来的作为来看,王莽是很善于组织和利用民众的,他不方便明确表达的欲望,就靠发动民众表达出来。
汉平帝时,王莽想让女儿成为皇后,但他假意谦虚,不让女儿参与采选。
此皇帝家事,竟然招来了大规模的上书言事,“庶民、诸生、郎吏以上守阙上书者日千余人”,于是乎,王莽如愿以偿。
王莽假意推辞新野的封地,其实所谋者更大,“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书者前后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于是乎,王莽获得了加九锡的荣耀。
此动辄成千上万人的上书,并不代表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真的如此之高。
事实上,可能在王莽下野期间,他就开始利用王家遍天下的人脉,经营起一张遍布全国的网络,如他需要,便可号令天下。
建平四年春,大旱,王莽的时机到来了。
大旱之年,民不聊生,稍以利诱,最易煽动。于是,霎时传诏筹成燎原之势。尽管传诏筹事件如野火蔓延,但王莽仍然能控制局势。在适当时候,便可收手。秋后,众人各自散去。若非究其原因,该事件就如流星划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