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起义反元——刘福通

刘福通，颍州人，元末北方红巾军领导者，与韩山童等长期利用白莲教在民间进行活动。韩山童战死后，刘福通拥立韩山童之子韩林儿为帝，国号“大宋”，定都亳州，建元龙凤。为枢密院平章，旋改任丞相，掌握军政大权，不久率军攻克汴梁。好景不长，刘福通先在汴梁为元将察罕帖木儿所破，后在安丰为诚王张士诚所围，刘福通向朱元璋求救，后战死，朱元璋命廖永忠迎小明王应天，途经瓜州，廖永忠将小明王沉入水中溺死。

刘福通，出生于一个巨富之家，自幼性情豪爽，聪明过人，素怀大志，青年时任朱皋镇巡检，正直仗义，进值元末残暴统治，豫南皖北百姓涂炭，怨声载道，民族矛盾空前尖锐。元王朝钦差贾鲁以修河为名，假公济私，改河道，毁刘宅，刘福通于国仇家恨，遂决心造反灭元。

曾参加韩山童领导的起义，失败后回乡组织起义军，以红巾军为号，称红巾军。占领颍州，攻克项城、朱皋、罗山、确山、汝宁、息州、光州、叶县地等，发展至十余万人。刘福通与韩山童为起义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在组织上建立白莲教，在舆论上把斗争矛头集中对准异族统治者，刘福通等宣称韩山童为宋徽宗八世孙，当为中国主，刘福通自称南宋将刘光世后代，当辅之。正当起义即将举行之时，县官派兵前来镇压，山童被捕牺牲，其妻杨氏、子林儿逃奔武安，刘福通率众冲出重围，于五月初三日攻占颍州，大起义正式爆发。由于起义军头裹红巾为标志，故称红巾军，或称红军，起义军多为白莲教徒，烧香拜佛，故又称香军。

刘福通攻占颍州后，犹如平地春雷，震撼中原大地。“是时天下承平已久，法度宽纵，人物贫富不均，多乐从乱。曾不旬月，从之者殆数万人”。刘福通起兵仅四五个月，击溃了元廷派遣的赫厮、秃赤大军，摧垮了一批地方统治机构，占领了中原大片城镇，元廷深感这是“心腹大患”。元顺帝以右丞相脱脱之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为知枢密院事，与卫王宽彻哥率诸卫军十余万人前往镇压。十月，加派知枢密院事老章增援也先帖木儿。十二月，元军攻陷上蔡，起义军最早的领导人之一韩咬儿被俘，押送京师处死。

刘福通将韩兀奴罕摆脱敌人围剿，挺进河之北，进攻东明，进克开州，出现了“红衣遍野，呼声动地”的壮观场面，未几为元军所败，韩兀奴罕被擒。元河南行省平章太不花攻陷汝宁，元知行枢密院事巩卜班率数万侍卫汉军、爱马鞑靼军屯驻汝宁沙河岸，他们“日夜沈溺酒色，醉卧不醒”，刘福通乘其不备，偷袭元营，巩卜班战死，元军退至项城。元廷命也先帖木儿为总兵，率精兵30万，“金银物帛车数千辆，河南北供亿万计，前后兵出之盛无如此者”。也先帖木儿驻军沙河。某夜，军中夜惊，也先帖木儿尽弃军资器械、粮草、车辆，仅收散兵数万人逃奔开封，受到指责，遂驻军朱仙镇。元廷命蛮子平章代之，也先帖木儿径归京师，仍为御史大夫。

北方红巾军首义成功，并抗击元军的围剿，为全国各地不满元朝统治的广大劳苦大众树立了榜样，也鼓舞着他们拿起武器投入推翻元朝统治的斗争。徐州芝麻李，蕲黄徐寿辉，湘汉布王三、孟海马，濠州郭子兴等纷纷起义响应，声势浩大的元末农民大起义全面展开。刘福通部红巾军自击溃也先帖木儿后，虽未遭遇元军主力，但其两翼有元军围剿其他红巾军，而其占领区内崛起了两支地主武装。刘福通利用战场上形势的急遽变化，于至正十五年，迎韩山童之子林儿于砀山夹河，在亳州正式建立宋政权，改元龙凤，立林儿为帝，号“小明王”。杜遵道、盛文郁为丞相，罗文素、刘福通任平章，福通弟刘六任知枢密院事，尊山童妻杨氏为太后。未几，因壮遵道擅权，刘福通命甲士挝杀之。杜遵道原为一名书生，因建言“开武举，以收天下智谋勇力之士”，被知院马札儿台补为掾史，“既而知不能行其业，遂弃去”，追随韩山童发动农民起义。据说杜遵道与杨氏有染，“自是专权怙势，人皆嫉之”，以致被杀。此后，刘福通自任丞相，加封太保，成为宋政权的实际领导人、北方红巾军的总指挥，在往后长期的斗争中，展示了他的军事和政治才能。

宋政权建立后，元军把进攻矛头集中到中原来：这年六月，河南行省平章答失八都鲁率原属太不花的诸王藩将兵马，进攻许州长葛，为刘福通击败，答失八都鲁退至中牟，红巾军劫其营，夺其辎重，俘获其子孛罗帖木儿。但红巾军又遭元将刘哈剌不花袭击，孛罗帖木儿被夺走。刘福通命其将赵明达取嵩、汝、洛阳，北渡孟津至怀庆路，河之北大为震动。元廷不得不自豫南调察罕帖木儿来应战，赵明达战败。十二月，答失八都鲁进攻太康，进围亳州。刘福通将小明王移置安丰，次年三月，自领兵与答失八都鲁军激战于太康、亳州，击退敌军，亳州得安。刘福通在率领红巾军与敌人搏斗的同时，十分注意利用宋政权的名义，把北方各支农民起义军纳入宋政权统辖之下，并建立地方政权。为了分散元军对宋政权都城亳州的压力，扩大战果，从至正十六年九月开始，刘福通派遣军队分路出击，到至正十七年夏，形成三路北伐的壮观局面，而刘福通自率大军攻克汴梁，北方红巾军进入鼎盛时期。

刘福通，在发动三路红巾军北伐的同时，意图倚托益都、曹州两行省比较巩固的基地，展开对汴梁的攻击，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宋政权都城。至正十七年，刘福通首攻汴梁不下，后取大名、卫辉两路，形成对汴梁包围的态势，元廷增派知枢密院事达理麻失里攻雷泽、濮州，被刘福通杀死，节制河南元军的答失八都鲁被迫退至石村。“朝廷颇疑其玩寇失机，使者促战相踵”。刘福通又使反间计，“诈为答失八都鲁通和书，遗诸道路，使者果得之以进。答失八都鲁觉之，一夕忧愤死，十二月庚子也”。其子孛罗帖木儿袭职，退驻井陉，刘福通再次进攻汴梁，元守将竹贞逃遁，福通据汴梁为都，迎韩林儿居之。时毛贵虽进攻大都失利，但山东形势甚好，中路军转战山西，西路军趋关中，出现了鼎盛局面。在这一形势下，元河南行省平章周全，以怀庆路降，刘福通命其进攻据洛阳的察罕帖木儿，“守将登城，以大义责全。全愧谢退兵，刘福通杀之”。

平江张士诚乘安丰空虚之机，遣其将吕珍进攻安丰，刘福通等进行了顽强的抵抗，韩林儿急向朱元璋求救，朱元璋亲率大军击败吕珍，和支援吕珍的原天完政权的庐州左君弼，救出小明王和刘福通，把小明王和刘福通安置于滁州，朱元璋命廖永忠迎小明王、刘福通至应天，途经瓜步，廖永忠将他们沉入水中溺死。

刘福通是元末农民大起义领袖，所领导的北伐虽然未取得预想目的，但其横扫元统治的北部广大地区，沉重打击了元军主力，为南方各起义军的发展创造和奠定了条件和基础。从根本上动摇了元朝的统治，为明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然而，明初李善长、宋濂纂修《元史》时，为了突显朱元璋的开创之功，同时为了防止人民效仿刘福通反抗朝廷，将其列入“逆贼”类草草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