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迁,字于乔,号木斋,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人,著名阁臣。历任翰林修撰、左庶子,弘治初进少詹事兼侍讲学士。入内阁参与机务,进詹事,升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为人秉节直谅,见事明敏,善持论,与刘健、李东阳同辅政,政绩卓著,时人云“李公谋,刘公断,谢公尤侃侃”,为当时世称的“天下三贤相”之一。武宗嗣位,屡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时宦官刘瑾专权,排斥忠良,谢迁上奏请诛刘瑾,不纳,遂与刘健同致仕归,后遭刘瑾报复,夺诰命,刘瑾死后,复职,致仕。嘉靖年间复入阁,居位数月,力求去,去世,赠太傅,谥号文正,著作有《归田稿》八卷,《湖山唱和诗》二卷传世。
谢迁,生于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东山乡第四门,殿试中状元,授以翰林院修撰。孝宗即位后,宦官郭镛要求挑选妃嫔充实六宫,谢迁向新登位的明孝宗进谏:先帝的陵墓还未建成,挑选妃嫔从礼仪上讲,应当从缓进行。尚书周洪谟等人都赞同谢迁的意见,孝宗采纳,在当太子时,谢迁早就是讲官了。待孝宗即位,谢迁每次向他讲课,竭力使他掌握做好皇帝的道理,孝宗多次夸他讲得好,晋升为少詹事兼侍讲学士。
朝廷命谢迁同李东阳入内阁参与政务,谢迁正料理父母的丧事,竭力推辞,直到居丧结束才接受任命,随即又晋升为詹事,并继续兼任侍讲学士。以后皇太子出阁时,又加封为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谢迁上书皇帝,劝告太子亲贤者,远佞臣,勤学问,戒安逸,皇帝对此,颇加赞扬。
尚书马文升提出大同边警,饷费不足,要求增加南方两税折银的数字,谢迁表示反对,他说:先朝因为南方赋税较重,所以用折合银两的办法来减轻,如果再提出增加,恐怕百姓不堪负担。结果马文升提出的议案没有被通过。
弘治朝末时,孝宗想刷新朝政,治理弊政,内府所有的库房、仓场与马坊,宦官作奸违法的事,不易彻底查清。御马监、腾骧四卫勇士,自以为禁军不属兵部管辖,都挂空名领取军饷,弊端尤其严重。谢迁找机会把这件事报告孝宗,并提出根除弊端的策略,结果赢得了皇上的赞同。
谢迁仪表堂堂,相貌俊伟,办事坚持原则,为人光明磊落,遇事明了,处理迅速,善于据理论争。谢迁和刘健、李东阳一起辅佐皇帝,当时人们评价说:“李公谋略高超,刘公办事果断,谢公谈吐尤健。”三人均被誉为“贤相”。
武宗即位后,谢迁晋升为少傅兼太子太傅,宦官刘瑾乘皇帝年幼,独揽大权,排斥忠良。谢迁认为事关国家兴亡,决心“触危机而罔恤,当逆峰而直犯”,多次向皇上陈述已见,但都遭到拒绝,直到要求诛杀刘瑾的建议没有被采纳,谢迁就同刘健一起辞官回家了。
刘瑾对谢迁怨恨不已,一个叫焦芳的人,由于投靠刘瑾而挤入内阁,对谢迁也深感不满。刘瑾、焦芳一伙借口浙江推举的德才兼备的人,如余姚人周礼、徐子元、许龙,上虞人徐文颜都是谢迁的同乡,而草拟的诏书又出自刘健之手,胡说余姚隐士这么多,肯定徇私勾结,互相拉扯。企图以此作为谢迁、刘健的罪状。他们假传皇命,将周礼等人关进监狱审讯。刘瑾还企图逮捕刘健、谢迁,抄没两家财产充公,幸亏李东阳竭力为他俩解脱。结果,朝廷将周礼等人统统发配到边疆服役,并且下令:从此余姚人不得入选京官,只能派作县令。
刘瑾倚仗权势,撤消了皇帝给予刘健、谢迁等人赐爵授官的诏命,并追回皇帝赏赐的玉带、官服等物品。与此同时,撤消授官诏命的竟达六百七十五人,当时,人们都为谢迁的安危感到担忧,然而谢迁依然与客人下棋赋诗,镇定自若。
刘瑾被诛后,朝廷恢复谢迁的官职,但他推辞不受,世宗即位,派遣使者慰问谢迁,起用他担任参议。谢迁派儿子谢正入朝谢恩,并劝明世宗要勤奋学习,效法祖宗,善于纳谏。世宗亲自下诏令派传令官到谢迁家去征召他入阁复职,并命令浙江的巡抚、按察使敦促谢迁起程赴京。
此时,谢迁已是七十九岁的高龄,不得已只好奉命北上,世宗待谢迁十分优厚,天气寒冷时叫他不用上朝参见。一旦得知谢迁生病,又是派太医,又是送药物,还叫专管酒宴的光禄卿送上美酒佳肴,第二年三月谢迁终算告老还乡。“虽残伏枕还忧国”,谢迁回乡后还念念不忘国家兴亡,世宗也常派遣官员问候谢迁的起居。谢迁在家中去世,年八十三,世宗特赠太傅的官衔,谥号文正,葬于余姚东山乡伏虎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