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德,西汉宗室大臣、藏书家,汉景帝刘启第三子,栗姬第二子,废太子刘荣之弟,册立为河间王,定都乐城。为人修学好古,尤好儒术,生平致力于搜求古书,网罗儒生。从民间得先秦旧书,必会精心誊写,而以抄本归原主,并以重金酬谢,故有祖传旧书者不远千里竞相献书,因此刘德得书最多,几与汉朝廷相等。刘德多方招揽儒生,特筑日华宫,内设客馆二十余区,用以安置学士,进行学术活动,曾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由毛苌、贯公等讲解先秦典籍。曾至长安朝见汉武帝,献上雅乐,并解答三雍宫及诏策所问三十余事,去世,谥号为献,葬于献县城东十里八册屯村。
汉承秦制,到汉武帝时,感到光靠严厉的法制,没有德行的教育,国家难以长治久安。于是,依从大儒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主张,实行忠君爱民的孔孟之道。然而“三代之书”燔炀殆尽,读书之人也凤毛麟角,恢复儒术教育谈何容易。这时,河间王刘德应时而起,“于灰尽之余纂亡散篇卷,仅而复存”。
足迹踏遍鲁燕赵魏,寻寻觅觅为国求书,刘德不畏劳苦,身体力行,凡闻民间有善书者,则亲自前去收求出重金购之,并命人重抄一份留与百姓。对不愿出让者,则好言求之,从不采取强制手段,这在当时的统治者来说,是难以做到的。由此刘德贤名远扬,众多知识分子和百姓,都不远千里,携先祖旧书,前来奉献,刘德均给予重用和奖费。所得之书,有《诗》、《左传》、《周官》、《礼记》等多达几十种,数量之多,充满楼阁,据载其量可与汉朝等。
刘德曾下令修筑日华宫,置客馆二十余区,以待学士,而刘德自己的奉养没有超过宾客,为了整理这些古籍,刘德亲自组织并参与工程。以名儒毛苌、贯长卿为博士、王定为史丞,又广招天下著名学士,对所得之书进行研究、整理。刘德整理古籍的态度极为严谨,对所得残缺不全、字异文非和不同版本者,必组织群儒研讨辨析、勘误订正、精心校理成册。
据传,《毛诗》最早作者是孔子和其弟子子夏,子夏作诗序以授曾中,曾中授李克,李克授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孙卿子,孙卿子授鲁人毛亨,毛亨授赵国毛苌,毛苌被刘德招为博士,《诗》遂为刘德所得。为与当时流传的《齐诗》、《鲁诗》、《韩诗》相区别,毛苌所传之《诗》冠以“毛字“,谓之《毛诗》,齐、鲁、韩三诗早已失传,只有经过刘德不懈的努力研究整理过的《毛诗》长时间在世界上流传,使《毛诗》成为我国注解《诗经》的专著。
《左传》相传为春秋时左丘明所著,是我国古代一部史学和文学著作。汉朝初年,北平侯张益及长沙王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太中大夫刘公子等皆修写《春秋左氏传》,贾谊将《左传》授予赵国人贯长卿,人称之为贯公,被刘德招为博士,随将《左传》系统加工整理、校实解释,才成为今古名篇。
经过艰苦的校勘著作而整理出大批的正本书籍,对于当时书典十分匮乏的汉朝廷真是雪中送炭,史载刘德多次车载《诗》、《书》等古籍应诏入朝。汉武帝刘彻看到刘德带来这么多书籍献于朝廷,十分高兴,每次都要举行隆重的接书仪式,并在三雍宫召见,还询问有关儒学的30多个问题,刘德当场对答如流,论之有据。
当时,各诸侯王和重臣们也有献书献策者,但多是一些杂家所论,没什么参考和收藏价值,唯刘德所献之书,才称得上真正的儒家经典,多是精品。因此,汉武帝对这位同父异母的哥哥十分器重,多次亲自把盏钦命赐酒,并赐金帛奖赏,一时之间刘德贤名传遍天下。
朝廷设《易》、《书》、《诗》、《礼》、《春秋》五经博士,京师设立太学,由五经博士任教师。博士教授弟子的经书,均用汉朝通行之隶书书写,故称“今文经”。董仲舒是今文经学的创始人,把《易经》阴阳五行学说加以引申、发挥,提出儒学“天人感应”理论和“三纲五常”道德规范。这些理论在当时有利于维护国家大一统的局面和社会的稳定,部分学说受到汉武帝的支持,朝廷于是确立尊儒重书之国策,这对于一心想要振复儒学的河间王刘德来说鼓舞极大。
刘德收集整理儒学典籍的功绩,和其在武帝京师问策中,表现出来的儒学造诣,按理说一定会受到朝臣的尊敬,也理应得到号称“独尊儒术”的武帝的赞赏。然而,令刘德意想不到的是,武帝对德行与学问兼盛且声著朝野的他心生猜忌,并向他发出了严厉的警告。告诫刘德其用意当然十分明显:你刘德要谨守诸侯藩王的身份,不得觊觎汉朝神器。
这对衷心献书、渴望汉朝儒学昌盛的刘德来说,无疑是当头棒喝,且刘德所献书籍被朝廷有意藏之秘府、暗处仓库而未有发挥作用,所献雅乐虽然也让乐官演习,但并不常为朝廷所用。心灰意冷的刘德回到封国后,纵酒听乐,自我麻痹,四个月后,刘德命归黄泉,享年不足五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