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三十九章 汉平帝

不久后，一位名叫朱诩的小吏引起了王莽的注意。

他曾是董贤在大司马府中的下属，深受董贤的照顾和信任。

为了报答昔日的恩情，毅然辞去了官职，自费购买了棺木和衣物，去到监狱中挖出董贤的尸体，为其穿衣入棺并重新安葬。

这本是出于私人的忠义之举，王莽闻讯后却勃然大怒，立即以莫须有的罪名将朱诩杀了。

王莽再次展现出，那种要么不做，要么做绝的行事风格。

董贤之下场是王莽人生中第二次出手。

同样的一招致命，狠辣手段，且滴水不漏。

上一次，成功铲除了排在他前面的政敌淳于长。

这一次，彻底搞垮了差点被禅让的董贤。

在权力的道路上，王莽正坚定的向着更高的目标迈进……

王莽重新执掌大权后，却从未认真思考过，这背后所蕴含的种种幸运因素。

而其中最大的幸运，莫过于他姑姑王老太后的长寿与健康。

在长寿太后的历史排行中，王老太后以八十四岁的高领，保持了两千年的长寿纪录。

但凡是王老太太有点小病小灾，王莽都无法在权利交替中站住脚。

此外，谁也没有料到，哀帝、丁太后、傅太皇太后会在相继离世，且并未留下子嗣来继承权力。

这样的变故，如同是生死簿上的一个组合，在短短几年间内被一一勾去。

使得王老太太再次成为了朝廷中至高无上的权威。

王莽的成功上位，除了这些种种幸运之外，董贤的政治无能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王老太后的优势在于她具有法统的权威性。

然而，这种权威的施展却需要依靠官员们的支持和执行，尤其是内朝官员。

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董贤已经控制了皇宫内外，弟弟和父亲更是掌管着皇宫卫队。

手上还握着最具有权威性的传国玉玺，

这样的优势，基本上已经立于不败之地……

即便是在老太后掌握了玉玺兵符，明确翻脸后，董贤依然有机会通过兵变来扭转局势。

在禁宫之中经营多年，根基深厚，更是对宫中的情况了如指掌。

毕竟王莽与王政君已七年有余没参与过朝政。

再一个，老太后年岁已高，孙子不幸离世，在悲痛欲绝之际，情绪激动追随孙子而去，这种理由很好编造。

可他却并未采取任何行动，而是选择了束手就擒。

这不禁让人感叹，权力的游戏确实是拼脑子的。

他明明不是那块料，却玩着全天下最危险的游戏，可以说死的不怨。

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促成了王莽的崛起。

如若没有这些机缘巧合，王莽的政治生涯或许将会是另一番景象。

但历史没有如果，只有结果，而王莽正是凭借着这份难得的幸运，走上了属于自己的历史舞台……

重回大司马职位，王莽便可以名正言顺地征召新皇帝了。

朝堂之上，择选新皇也成为了最紧迫的议题。

王莽选定了一个吉日，召集了三公九卿，共同商议这关乎国运的大事。

由于成帝和哀帝都未留下子嗣，新皇的人选只能上溯至元帝的子嗣中寻找。

然而，就在众臣议论纷纷之际，红阳侯王立突然站起，打破了朝堂的平静。

他重提成帝在位时的旧事，提及成帝与许美人、曹宫人的秘闻，以及赵飞燕和赵合德姐妹的钳制。

尽管这些往事众人皆知，但王立此时提及，却让人不禁猜测他是否另有深意。

果然，王立话锋一转，抛出了一个震惊朝堂的消息。

声称成帝在民间尚有一子，是当年微服出行时所生，名为杨少孤。

此言一出，满堂皆惊。

王莽更是愣怔当场，暗自恼怒这位六叔的不安分。

同时心里跟明镜似的，“王立这老家伙演的这出闹剧，明摆着是有他自己的小九九。

不管是真是假，杨少孤一旦坐上那个执政的位置，自然不能忘了曾经被王立收养举荐的恩情……”

随即王莽立马提出质疑，要求验明正身。

于是，一行人急匆匆地赶往王立家中。

杨少孤被召到思恩堂，只见他年纪尚幼，眉眼间虽有几分成帝的影子，但举止却大相径庭。

王立命他拿出御赐的七宝玲珑锁以证身份，然而王莽却对此一脸质疑。

认为仅凭一块内府之物，不足以证明杨少孤的身份。

更何况杨寄身为官奴婢，与成帝的关系也难以确定。

王莽这番话得到了大臣的认同。

纷纷点头称是，认为不能冒险迎立一个身份不明的人为皇帝。

于是，众人打道回府，继续商议遴选新皇的事宜。

经过一番激烈讨论，终于在哀帝逝世的一个月后，王莽与三公九卿最终达成了一致意见。

选择了年仅九岁的中山王刘箕子，来肩负大汉的皇位。

后世称为汉平帝。

汉元帝共有三个儿子，其中嫡子是汉成帝，汉成帝没有子嗣。

傅昭仪所生的是定陶恭王，其子便是哀帝。哀帝也没有子嗣。

而另一妃子冯昭仪所生的中山孝王，则留下了刘箕子这一脉。

尽管哀帝与刘箕子在辈分上是兄弟，按照大汉的制度，不应遵循“兄终弟及”的继承原则。

但在汉元帝的后代中，确实已无更下一代的男性继承人可选。

因此，刘箕子便成为了皇位的不二人选。

随着刘箕子从中山王晋升为皇帝，按照惯例，他的母族本应入朝，舅舅们也应担任如大司马般的重要职位。

然而，王莽在深思熟虑后，以先前哀帝一脉，外戚干政太过丑陋的案例为鉴，

果断地一纸诏书，将平帝的娘家人挡在了长安城外。

就连平帝的母亲卫姬，也被无情地封在了遥远的中山老家。

这背后不仅是他对权力的渴望，更有着儒家“为人后”之义的支撑。

所谓“为人后”，在汉朝是关乎身份、继承与祭祀的重要礼仪。

一个人若没有明确的后人，死后将成为孤魂野鬼，这在当时被视为极其可怕的事情。

在朝堂上，王莽向众臣阐述了此理念：

“‘为人后’之义，乃儒家之精髓，亦是大汉稳定之基石。

哀帝就是不懂“为人后”之义，将生母甚至祖母都弄到长安，重设名分，从而扰乱了朝纲。

箕子既为汉成帝之后，自当遵循此义，以王氏家族为外家。

此举不仅合乎礼仪，更有助于朝廷稳定。”

王莽表示应当以此为鉴，决不让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

更是坚持汉平帝只应继承汉成帝的皇位，而非汉哀帝。

这样一来，刘箕子便成了汉成帝之后，而平帝的外戚自然也就成了汉成帝的母族和妻族——即王氏家族。

就这样，在儒家礼仪的掩护下，王莽巧妙地运用“为人后”之义，为自己的权力之路扫清了障碍。